文学教育：回归人本，精神立人
文学是人学，是社会现实中从事实际生活活动的人的“精神分析学”，其核心指向是“人”，而“人”是有生命的“人”。“在静态上看本体生命的存在，人实际上有三重生命，一是自然生理性的肉体生命；二是关联而又超越自然生理特性的精神生命；三是关联人的肉体和精神而又赋予某种客观普遍性的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作为一个‘中介’，将肉体的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22]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文学教育的本体性价值在于“精神立人”。
在中国，文学教育伊始，就确立了培育人精神品行的目标，并且在后来也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典乐言诗，是要培养胄子的精神品性与审美情趣。《论语》中这样记载，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这里，孔子强调了诗教对于人的品德养成的必要性。明代的汤显祖《牡丹亭》弘扬“至情”，冯梦龙《山歌》张扬“真情”，袁宏道小品文宣扬“性灵”，这样，文学教育也形成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时代潮流，这显然有助于培植主体的自由精神，充分展示文学教育的人本内涵。但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教育的工具性、功利性日益凸显，这严重遮蔽了文学教育的人本目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与实利主义以及日益发展的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趋向，迫使文学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在讲究效率、利益的时代，忙碌的现代人越来越感到精神世界的狭窄，失去了文学滋养的心灵渐渐丧失了价值理性的自觉，在这一时代境况下，文学教育更是迷失了精神的导向及其根本诉求。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文学的真正力量在于精神上成人、立人，文学教育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人类精神救赎与精神建构的历史使命，这也就是说，文学教育的根本功能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神价值观。
何谓“精神”？王坤庆先生说：“‘精神’一词，主要指对人的主观存在状态的描述与定位，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基本属性，以及发展过程的理想归属。”[23]雅斯贝尔斯曾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于我们的想象力、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间。”文学所蕴含的“精神”是感性与理性的交融，是基于自我生命的，其指向个体在成长中的内省与觉悟。文学教育的一个内在功能就是展示、张扬这种精神，让生命存在体在教育过程中感悟、接纳这种精神。
文学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精神立人”，但把文学教育提到“精神立人”的高度来认识，并不是要求文学教育走上“虚化”道路，使文学教育实践失去可操作性。“所谓‘精神成人’，即个体生命在精神生命（生命的灵性层面）做到自觉、自主，在精神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精神成人’的根本内容和根本路径，不在于从外面习得某种‘精神’或者‘灵性’，而是让自己的‘灵性’从沉睡状态觉醒，进而能够以自己的灵性精神指引自己的身体行为和心理个性。”“所谓‘精神成人’，便是以自己觉醒的灵性引领自己的身、心，成就自己的现实人生。”[24]“精神立人”的实践意义在于更加突出文学教育的潜移默化和价值导向特性，突出文学教育对于人类精神的救赎与建构作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受教育者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要求，他必须获得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精神立人就是对于人的一种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受教育者能够自觉形成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审美趣味与德性品质，无疑，这样的教育实践可以把文学教育引向一个更为高远的境界。
文学教育的精神指向是丰富的，它给予人理想、美好和信念。文学教育必须回归人本目标，把培养人的精神品性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历史反复证明：背离文学教育之人本目标，就会出现道德异化、精神物化现象，从而走上人性的反面；而坚守文学教育的人本之道，培养人的精神品性，建设人的精神家园，才能够建设和谐社会。文学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精神活动，它所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让个体生命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与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