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有关海洋与海战的手稿与手绘

抄本和手绘本是中世纪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中世纪艺术表现的一个重要领域，具备宗教文件和历史记录的性质。手抄本不论从塑造宗教生活和俗世生活，还是从委托订制、抄写、装饰以及风格和价值上，都会认定：中世纪的艺术是书籍的艺术，是手抄本的艺术。法国艺术史家丰塔内尔这样描述抄书的情形：

僧侣们在寒冷的缮写室里辛勤地工作着。日复一日，他们把牛皮或羊皮裁剪成合适的大小，将文字誊抄在这样的皮纸上，最后再以各种美丽的花纹进行装饰。后来，人们把这称作“手抄本装饰画”。

这种繁重的工作可把僧侣们累坏了，他们中有的人会在书页空白处诉说自己的辛苦：双脚冻伤了，腰酸背也痛。因此，这些书籍非常珍贵，为了防止丢失，僧侣们通常会用粗链把它们锁在修道院内。^[1]

手抄本艺术的重要性在19世纪就被学者们所关注，成为美术史家研究的对象。这些美术史研究的学者发掘了许多中世纪产生的手抄本和手绘本的图书，其数量是巨大的。维也纳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贡布里希没有做过编目工作，但他为手抄本研究贡献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图画书写（Bilderschrift/Picture writing）和秩序感（Sense of order）。

所谓的图画书写，与他界定的“读图时代”是一致的，在印刷术尚未发明或者尚未普及的时候，人们更加依赖于图画，以图画代替文字成为一种阅读方式。不论西方还是东方，莫不如此，所以才会有“图书”之说。手抄本和手绘本的产生，意味着文化艺术的传播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私密性，它不再是像教堂圣像那样具备公众意义。

所谓秩序感，是指绘画的程式化，实际上，这种秩序感不仅在手绘插画这个领域，也包括宗教的造型艺术，在教堂当中的神坛画、壁画、穹顶画、窗户的玻璃画都具有这种特征，人物以正面与正侧面的形体呈现，造型接近图案化。似乎回到了古埃及的风尚。

在当代的中世纪艺术史研究领域，涉及海洋领域的著作是极少的。但根据临近学科的研究成果，依然可以收集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美国的一位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查尔斯·D.斯坦顿（Charles D.Stanton）2015年所著《中世纪海战》（Medieval Maritime Warfare）以及苏萨·罗斯（Susan Rose）编写的《中世纪船只与战争》（Medieval Ships and Warfare），收集了诸多中世纪手稿和手绘插图。此外，还有英国的学者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泥金手抄本的历史》，由王心悦翻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22年出版。这些图书当中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手绘插图，反映了中世纪中后期的关于航海与海战，其共同的特征是以船舰为主体，也有少量的全景图。作为手抄插图，一般绘制在书页的纸质版上，少数在羊皮纸上，绘制的形式有细密画和版画。绘画内容涉及历史重要事件和人物，主要是海战和航行家的出行。插图资料比较丰富的是查尔斯·D.斯坦顿的《中世纪海战》，在叙述中涉及海战与船舰状况，选取了一批10—15世纪的海战插图，是那个时代手绘插图的代表作。^[2]比较之后大航海时代的海事绘画，更加具备局部的说明性和文献价值。其中的绘画史意义也不可忽视。

严格地说，这种图例不属于纯粹的艺术作品，今天看来，它的历史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宏观地或者纵向地审视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多方面的存在意义：关于海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点是不同的，早期的图像注重海洋的局部，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的那一部分，比如船只和鱼类。在岩画和古希腊的瓶画、壁画表现得比较充分，直至中世纪逐渐成熟。到了大航海时代，海事绘画与海战全景图成为主体，海洋、船舰与码头的现场感被描绘出来，但这种绘画的性质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形态，它依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作为一种历史记录的存在形式。这种海洋绘画的发展，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独特的，不会重复。比如中世纪手绘插图里的海战，那种图示性的战术与战况，在后来的海战作品里不会复现的。这种历史的独一无二性，是绘画史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