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的卖画真实情况
凡·高以生前困顿、死后身价百倍的神奇经历而闻名于世，在中国介绍凡·高的大部分资料引述中（包括艺术教科书、学术论文和杂文随笔），都讲述了这样的情节：凡·高毕生仅仅卖出一幅画，而且，这一幅画的卖出，也是他的胞弟提奥为了支持兄长艺术创作的暗中相助。于是，凡·高与提奥就成为艺术史上的模范兄弟，他们相濡以泽，为人类文明留下了这些动人的故事和不朽的作品。
凡·高的故事就像所有著名人物的奇闻轶事那样，深入人心。以至于历史学家、艺术家、作家以及艺术爱好者都对此深信不疑。画家兼作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先生曾经亲自访问过凡·高的故乡——“屋外走蛙镇”（多么古怪的一个名字），画了那么多的写生，记下许多文字资料，作者将这次艺术旅行写成一部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书中图文并茂，翔实而不乏趣味，却依然未能够将此事调查清楚。黄永玉写道：“两兄弟墓碑并排，让一些翠绿的蔓草连在一起。凡·高的弟弟好像是为了照顾可怜的哥哥才来到这个世上似的；凡·高一死，弟弟第二年也跟着离开人间。凡·高一生只卖过一幅画，是弟弟安慰哥哥而设计的善心的圈套。”[4]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凡·高出身画商之家，他父系家族的四位伯叔中，三位都做过艺术交易。从艺之前，凡·高曾为古比尔的三家欧洲分公司工作，对于艺术市场的机制相当了解，也熟悉这个圈子的人物。最重要的是，凡·高的弟弟提奥从1878年始，就担任了位于巴黎蒙特马尔林荫大道的古比尔公司的画廊经理。凡·高从提奥那里是有固定收入的，开始每月100法郎，后来增加到150法郎。这个收入使凡·高在经济上有了基本的保障，当然这一切并非无偿的，自1884年4月起，凡·高将自己保留的画作全部交给提奥，作为这笔月金的回报。
以弟弟做靠山的凡·高还是自己独立卖出了一批作品，其中有油画、水彩、素描多个画种。在1882年的海牙，凡·高卖出了他23幅画中的20幅，此时，凡·高从艺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凡·高卖出的第一幅画是水彩《在窗口编织的老妇》，售价10盾，而当时这位画商采购水彩画的平均价位是200盾。
凡·高第二次卖画是在1882年3月，凡·高接到两组订件，订购者是他的叔叔，阿姆斯特丹画商马内努斯·凡·高。这是一批12幅的城市风景素描，定价为每幅2.50盾。而当时的荷兰美术学院，一幅素描的平均价格是487盾。凡·高作品的价格为什么如此之低？难有确切的答案，但它反映出凡·高当时的艺术风格不被画界认可，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后，凡·高的叔叔又从凡·高那里订购一组精致的海牙风景画，价格有所上调。[5]
从现存的海牙写生来看，海景画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一批作品并非全部存世，也就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凡·高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作品充满着自信，另一方面他也能够认识现实，屈从现实。他在1882年8月1日的信中写道：“如果到那时我的画还不如别人卖得好的话，我对售价就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达到令我惊异的程度就行。”[6]
除卖画之外，凡·高还通过为朋友绘制肖像的方式获得艺术上的报酬。他为唐居伊的朋友画的肖像，收取的费用是20盾。这也是一个可怜的数字，与成本费差不了多少。
凡·高卖出的第一幅油画作品是在1888年的秋天，并非弟弟提奥的“善意圈套”，但的确是从提奥画廊里出售的。这是一幅自画像，买主是伦敦的劳里公司，画价已无从考证。[7]凡·高卖出的第二幅画是1890年2月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览上被比利时画家安娜·博赫买走的《红色葡萄园》，价格是400法郎。一般画史上记载的是这幅画，与提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欧文·斯通的《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里，将安娜·博赫称之为挪威画家）。
从凡·高的通信当中可以看出，这些画作显然不符合当时一般大众的趣味。即便有的画商偏爱这些作品，也无法超越时代和金钱的制约，而逐渐对凡·高失去兴趣。根据记载，那些第一次订购凡·高作品的画商，鲜有第二次。
这封信概括了凡·高对艺术时尚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画家一生始终未能妥协。为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拒绝参加展览和销售。从1984年到1988年之间，凡·高拒绝了包括弟弟提奥在内的许多次绘画展览的邀请，他还拒绝了《独立评论》刊登作品的邀请。
凡·高的坚定并不是意味着他没有彷徨和矛盾，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世俗。最终凡·高还是给弟弟提供了自己参展的作品目录，并参加了一系列的艺术展览活动，因此使他的画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渐渐有了一点名声。美术评论也开始关注凡·高。然而，凡·高恐惧成功，他对成功怀有期盼与恐惧双重心理。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心态视为画家精神障碍的一种症候。每当成功即将来临的时候，甚至只不过是有可能来临的时候，凡·高就会无法控制自己的紧张情趣。所以，他宁可将成功看作是世俗对艺术的毁损，从此而找到躲避成功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因为渴望成功而惧怕它。当然，不可否认，凡·高也认识到了成功所包含的世俗化一面。当凡·高看到1890年2月的《法兰西水星报》画评人阿尔伯特·奥里尔对他的绘画做赞誉之辞，惊喜伴随着恐惧。他在1890年4月29日的通信中写道：“当我听说我的画获得了一些成功并读到那篇文章时，我立刻深恐自己会受其所害。几乎每个画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成功是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