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一：周密的创新计划意味着“不出所料”
近来，人们对学校发展规划的批评声越来越大。因为，战略规划太死板、僵化，太官僚了。人们认为，至少应该实行分权。有人建议我们，全盘抛弃这种战略规划。我的回答是：不尽然。现在，最时髦的词语莫过于“创新”和“创造”了，这使得“创新战略”和“创造战略”大有替代“战略规划”之势。但是我的意见是，如果说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战略规划的话，那么“创新战略”就绝不是我们支持的东西了。在学校一股脑寻找“全面发展”的时候，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人们对创新进行预测的有关历史记录吧，那里还算是一片净土。
大约有6本很有影响的研究创新发明的著作都在讲述着同样的故事：众多的创新发明，都是在“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的“错误的人”那里，来到了“错误的行业”之中，用在了“错误的用户”手上。或许，对这一现象分析最为系统的要算是《发明的源泉》了。该书对58项重大的发明分别进行了案例研究，这些发明都是系统地选自20世纪欧洲和美洲——从圆珠笔和电子手表的发明到青霉素的发现，从连续铸钢技术到电脑的发明，几乎无所不包。该书作者朱迪斯的研究显示，58项发明中就有46项是发生在“错误的地方”，即它们要么是由个人而不是公司发明的，要么是由一些小公司而不是大公司发明的，要么是由大公司中的“不合群”的人而不是其他人发明的，要么就是由一个“错误的行业”的大公司发明了出来。
这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是“柯达克罗姆彩色摄影术”了，它竟然是由两位音乐家发明的；连续铸钢技术则是由一名钟表匠，在工作中受到铸铜技术的启发而发明的；染料化学师发明了合成洗涤剂一而且是在肥皂制造商认为该技术无利可图而放弃的情况下出现的；往复式发动机制造商认为喷气式发动机是无用的东西，但是发明喷气式发动机的人最后总算把它卖给了机体制造商而不是理所当然地落入发动机制造商之手；内燃发动机起初发明出来仅仅是为了调车场拖车厢用的，几乎所有专家都没有想到它竟然可以带动整列火车。
在朱迪斯的调查中，只有一个发明是在正确的时间由正确的人为正确的行业发明的，那就是：塑料的发明。但在经过一番仔细分析之后，朱迪斯发现塑料的发明是否就完全属于“正确”发明，尚无定论。看来，没有一个行业的发明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在《技术创新的模式》中，德文德拉·萨哈尔发明了一个很有用的术语一“技术路标”，意思是指，一些相当普通的产品在经过一系列的持续开发和发展以后，逐渐成为“领头羊”式的主导性产品。萨哈尔还说：“技术路标就在于，将高新技术与现实的需要之间进行优化组合，否则它就不能在现实市场中获得实质的突破性进展。”我想，苹果Ⅱ型电脑技术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了。它是一种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产品。它是一种十分实用的产品，但却不是代表最新技术的产品。因此，一项发明的应用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也几乎是难以预料的，通常充满了传奇色彩。
可怕的是，我发现学校组织机构中总是有一种明显的和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就是要去做不正确的事情。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34所学校中就有32所学校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主任，削减了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投人，以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传统方法和老技术的翻新。“技术自大狂”就是其中一例。所谓“技术自大狂”，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研主任是懂得最多的、也是对新技术的用途预测最准确的人。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乎组织、政治、习俗以及文化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与个人有关的问题。技术自大狂，错就错在不愿意倾听潜在的创新者的意见，因为这些潜在的创新者总是表现出与时代格格不入。这种状况已经维持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科学巨人一般都得不到其所处时代，甚至是以后的几十年或上百年的承认，因为他们不属于公认的“合格的研究人员”。欧姆（1787—1854年，德国物理学家，欧姆定律的发现者，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一欧姆，即以其姓氏命名）就受到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鄙视，原因就在于他只是一名“阴险狡猾的数学老师”。孟德尔（1822—1884年，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学派的创始人，遗传基因原理的发现者，总结出分离规律和独立分配规律，为遗传学提供了数学基础）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因为他“是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进行小实验”。爱迪生也是同样，尽管其发明成果是举世公认的，而且他还与当时的流行做法进行抗争。无线电技术之父——马可尼（1874—193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实用无线电报系统的发明人），也对当时的无线电话技术提出了挑战。史蒂夫·乔布斯关于电脑的创意也没有得到惠普公司的诺兰·布什内尔等人的重视，也没有获得一丁点儿的投资，最后史蒂夫和另一位同样不受惠普公司重视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一起创建了苹果电脑公司。
这其中的原因是很深刻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的本性上来，朱迪斯教授是这样解释的：“成功的发明者总是喜欢给自己的成功平添几分浪漫的光环……他们更愿意自己的成功是来源于周密的决策和精心的计划，而不愿意说其是来源于绝望的探索和偶尔的斩获……以后，再加上传记作者大多喜欢记录一些成功者的故事，而不愿意关注更多的失败者的故事，于是，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总是完美的关于成功的传奇故事了。”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反对转型发展的学校进行集中规划呢？或者是我们反对集中研发活动？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的回答是：既反对也不反对。因为，我们认为，为创新活动制定一个大方向比如，是北方还是西北方，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还要为其制定具体的方向，比如是313度的方向还是336度的方向，那就显得有些不明智了，实际上也是没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支持建立中央研究机构，因为，这些中央研究机构往往可以为各个事业部门“输送”创意，还可以为各个事业部门“输送”人才。当然，这些中央研发机构也可以间或提供一些根据规划而得出的研究成果。
我们绝不是在意图“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对新项目或新服务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是不赞成一味地依赖这种推测而已。我们主张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复制和竞争是许多成功转型学校的创新发展的特点和标志，这种特点从创新活动的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复制，在小规模的科研组中播下竞争的种子以及折中主义的创新态度等观念，常被一些较为小型的学校视为不适合自己，而只适合像十一学校那样的大学校。然而，我们反对这样的论调。他们认为，规模2000人的学校可以进行创新复制工作的话，而500人的学校则可以进行创新实验活动了，实际上，甚至小学校还可以做得更好！“转型发展的生长点在哪里？”这通常是创新的焦点问题。对于那些规模大的学校来说，它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它们恰好拥有“原来就有”的优势，但是仅仅拥有这样的优势还是不够的。多数转型发展的学校都会说，既然我们能够在转型前就拥有优势，我们就会在转型后同样拥有优势，于是便挑选一批善于“拿手戏”的管理者进行一搏，通常，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它们取得成功。真正的聪明人，即那些制度的制定者们，一开始就将他们的学校拆分成一些小分校，这些小分校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创新态度，用小型的创新小组进行创新活动。
启示一：为了选择正确的创新领域，我们必须进行周密的思考，但是创新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事先也只能是对其内容和概况作一个不确定的预测。
思考：
在模糊性中求得创新发展，即尽管为了尽量选择正确的创新领域，我们必须进行周密的思考，但是创新都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
※我们认为，学校各级各类的管理者，都有必要成为这些关于创新的奇闻逸事的分析“专家”。我们建议你偶尔也阅读一些关于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个人传记。
具体说来，你可以召集校委会成员，开上一两天的会议。首先，在开会的第一天，你们可以回顾过去10年来的本校的发展历史，看一看都有哪些大大小小的创新，并对创新资源进行评估。如果你收集不到足够的证据，还可以召集好几个部门召开这样的会议。然后，在第二天的会议中，你可以具体地对你的学校进行这样的回顾，将已经退休的资深老校长、重要的教职员工邀请来开会，我们发现这些人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你们在会议中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吗？
※在你学校的各个部门也可以进行以上的活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吗？
想要通过以上会议活动就立即获得什么样的效果，恐怕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历史考察以及对整个创新过程复杂性的认识，使你的干部教师以及部门在创新问题上达成共识。否则的话，那些关于创新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只是一种例外现象”或者“不可信”的了。我们的观点是：“耸人听闻的故事”和半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清晰而正常的创新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