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个人背景

本文基于包括外篇、杂篇在内的《庄子》三十三篇而谈其内篇，以说明如何充实地阐述这三十三篇间彼此的历史关系与思想关系。从郭象到王安石、苏轼，至于胡应麟、方以智和王夫之，再到姚鼐、廖平，乃至梁启超、钱基博、胡适和顾颉刚，对三十三篇间的历史关系均有相当程度的论述。观其论述，须探究他们的观点来自什么样的本，又形成了什么样的体，这就是本体诠释学层面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提到《庄子》其书时，谓之为五十二篇^[1]。后来《庄子》篇目有较大变化，到了魏晋时，向秀、郭象手下的《庄子》就已不是原来面目了。《庄子》其书，失而复辑，辑而复失，三十三篇的版本虽然不一定是庄子所作，但大家还是把它视为《庄子》。那么，《庄子》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辐射出去而成书的吗？抑或只是被归纳在庄子名下的一些与之相类的思想？这尚有争议。但即使仅是类似思想之集合，这些相类的思想之产生亦有时间之先后，因此，对其最原始的思想之所本，即庄子本人，我们无论如何亦应加以了解。

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历史而言，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其出生时间未有定论，生于公元前370年左右，活了约八十岁。《史记》记载他曾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2]。什么是“寓言”呢？《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3]其中，“卮言”的意思，即谓言事如盛酒的卮壶，上无其限，酒可自溢，代指自然无拘地显示道理；而“寓言”“重言”，则是托他人他事以证己之观点。《庄子》多有采用“寓言”之处，即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而这些“寓言”“重言”，也是一种“卮言”。故不能把“卮言”与“寓言”“重言”分开并列而论。过去有将“卮言”离开“寓言”“重言”而论的研究论述，这是不当的。“寓言”可以是自然引申的，如人能知“鱼之乐”，即是一种不加拘束的发散之辞，亦即“卮言”。“卮言”随处皆可有，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则指“卮言”与自然状态是相匹配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自然的情境之中，能产生一种自然的感受，这种感受使我们得以借物寓事，能不断地从不同的事情上看到事物间的关系。《史记》说庄子著书“大抵率寓言”，亦有其所指，即指庄子通过《渔父》《盗跖》《胠箧》的故事对孔门后学加以批评。《庄子》认为，孔门后学不顾实际、失于自然、迎合权威，故以这些篇目（均在外篇或杂篇）发表批评。司马迁言及于此之时，认为《庄子》的这些论述只是空话，不外乎“指事类情”而已。《庄子》的语言，被司马迁评论为“自恣以适已”，既然如此自适，便不免难被王公大人所看重。不过，庄子自己也不希望被王公大人看重。楚威王以庄子为贤人，希望招致为相，庄子则不愿做“牺牛”而自困，回绝了楚王的邀请^[4]。庄子逍遥人生，自得其乐，不仅能感受天地万物之道，而且能依循其自然来消解人生。

《庄子》内篇七篇，诚然应是庄子生命体验的展现；《史记》所载的记叙，亦可谓庄子生平的写照。但是，庄子的同时之人，只把他当作一个化外的特立独行者来看待，对其生平的记述自然失之疏简。因此，人们一直未能以结合庄子生平的方式对其思想作进一步研究。仅从可见的描述处看，庄子当具有逍遥自在、自然无所为的特点，这近于老子哲学。但他与老子终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