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子“道法自然”的理念，哲理异常深邃，智慧极为高大，对于我们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的现实意义。
《老子》全书论述到“自然”这个概念如下：
1.“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最好的统治者］是很悠闲而不轻易发号施令，就能把事情办好的。而老百姓则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2.“希言自然。”（《老子》第二十三章）少发号施令，是合乎自然的。
3.“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有四大，而人是四大之一。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取法自然。
4.“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呈现各种形态，环境使各物成长。所以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贵德的。道之所以受尊崇，而德之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从来都不加干涉，而顺任自然。
5.“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所以，圣人求别人所不想求的，不重视难得的东西；学别人所不想学的，以补救众人所犯的过错，以辅助万物的自然变化而不妄加干预。
以上五章，笔者早在十八年前就说过，虽然都讲到“自然”，但是“并没有一处是专指‘自然界’而言的，全都是专指‘自然而然’而言的。而大多数的注者也都是这样认为的”[2]。张世英先生说：“《老子》第二十五章：‘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取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究竟至极的意思。‘道’是最高的原则，是自己如此，以自己为法，别无遵循，不受制于任何他物。”[3]
可见，虽然二者词语相同，但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实体，我国的传统习惯指天与地，今日也有说成是自然环境。而作为“自然而然”的“自然”，一般是指一种原则、态度、方法，也有指本质、本性、规律。“老子的名言‘道法自然’的伟大意义及其价值，不仅在于否定了以天为主宰的有神论的旧传统，而且更在于坚决反对了人的主观妄动，力倡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自觉地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去办。显然，后者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正是本文‘新论’厚望之处。”[4]
因此，以为“道法自然”的“自然”，是指“自然界”，固然不对；是指“道”之外、之先的不同于“道”的某个东西，也是不对的。所谓“道法自然”的“自然”，就是“道”本身所固有的独特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
为什么呢？众所周知，《老子》主张“万物”，都是由“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因为，《老子》认为：“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道”，是那样地渊深啊，它好像是万物的宗主。“道”，“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可以为天地万物的根源。“道生之，德畜之。”（《老子》第五十一章）“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道”，是万物的庇荫、深藏的地方。
那么，“道”究竟是怎样生养万物的呢？这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十章）这几句话，可重见于《老子》第五十一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所以，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使万物成长发育，使万物心性安宁，使万物爱养保护。生长万物却不据为己有，驱动万物却不自以为有功，培育万物却不自为主宰，这就是最深远的德。《老子》第三十四章也说：“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大道像泛滥的洪水广泛地流行着，无所不到。万物依靠它生存，而它对万物却从不干涉，它生养万物大功告成却从不居为己功。它养育了万物却从不自以为主宰，它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私欲，所以可以称它为“小”、为非常微妙；万物向它归附，而它却不自以为主宰，所以可以称为“大”、为非常伟大。由于“道”不自以为伟大，所以它才成为伟大。一言以蔽之，大千世界里万事万物，其生其长，极其复杂纷繁，真是“天下的树叶没有两片是相同的”（莱布尼茨语），极其个性化。但是，“道”产生万物，并使万物不断变化发展，都是“自然”的，“自然而然”的，而不是“不自然”的，“不自然而然”的。所以说“自然”，乃“道”所固有的独特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
既然“自然”是“道”所固有的独特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那么这就意味着“道”无论何时何地产生何物都必须自觉持守着“自然”的原则。如果“道”丢失了“自然”的原则，还能不能产生万物，恐怕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了。因为，“自然”正是“道”产生万物，并使万物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石与中介以及保障。可见，“道法自然”之说，是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其实，“道”与“自然”，乃二而一，一而二。
既然“道”本身都必须“法自然”，那么由“道”所派生的“万物”，含其中最大的“天”、“地”、“人”，统统也都必须“法自然”，此乃题中应有之义，这才合乎逻辑。所以，《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换言之，“道”所派生的“万物”，含其中最大的“天”、“地”、“人”，统统也都必须各自具有其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
就人而言，人应向地、向天、向道那样去法自然。也就是说人对自身与自身而外的他人（家庭、国家、天下即人类社会）以及他物（天、地以及其他万物的自然界）都应法自然。即必须按照人自身、他人、他物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去对待之。亦即必须自然而然地去对待之。否则，便会有违人自身、他人、他物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了，最终就会不利于人自身、他人、他物的生存与发展。
具体说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与保护生态的问题。由于此前多年来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过程中，唯GDP是求，牺牲生态在所不惜，以至于GDP固然是上去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生态的代价也太大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很严重。空气、水、土地都遭受到了严重污染，危及到了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决不能再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了。为了能健康地持续发展下去，必须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与保护生态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去办，必须自然而然地去办，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遵循“道法自然”，特别是“人法自然”的原则，决不是违背“道法自然”，特别是“人法自然”的原则，才能真正做到“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真正做到“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所谓‘人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言论与行动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按照规律去办，一定要防止盲目妄动的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5]。
“道”产生万物，并使万物不断变化发展，都是“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其实也就是“无为”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按照规律去办的，而不是“有为的”、盲目妄动的、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去办的。
所谓“无为”，决不是什么“无所作为”，而是决不妄为，决不是违背“道”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即决不是不“法自然”的，不“自然而然”的，不“无为”的，去生万物、去办任何事情，而是一定遵循“道”的“本质与本性以及规律”去生万物、去办任何事情。换言之，即“道”去生万物、去办任何事情，必定是“法自然”的，“自然而然”的，也是“无为”的。
老子先说“道常无为”，紧接着就说“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又说“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这三句话都是说“道”虽然经常是“无为”的，但是却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道”“所为”的。为什么“常无为”的“道”，何以能“无不为”呢？归根到底，由于“常无为”之“道”，决不是什么“无所作为”之“道”，而是决不妄为之“道”。换言之，“常无为”之“道”，实乃“法自然”之“道”。而“道”之所以能“生万物”，就取决于“道”是“法自然”的，是一以贯之地“法自然”的。所以说，只要“道”“常无为”，“道”就能“无不为”了。张世英先生说：“人能顺乎道，顺乎自然之常则而‘无为’（即‘为道日损’），就能做到‘无不为’。”[6]
可见，“道”既是“常法自然”，又是“常无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无为”与“自然”的内涵，二者是完全相通的。所以，常称《老子》的“道”是“自然”的，又是“无为”的，甚至是“自然无为”的。
《老子》第二章就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因此，圣人用“无为”的原则与态度去处理世事，行不言之教，听任万物生长变化，他却不替万物开始；生养了万物，他却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他却不自以为尽了力；功成业就，他却不自居有功。正由于他不自我居功，所以他的功劳反而不会失掉。
所谓“圣人”，实乃“法自然”、“处无为”而得“道”的高智慧的人。“道法自然”，是人人有责，至于“圣人”，则更是责无旁贷。换言之，首先严格要求负责顶层设计的人、最高级的管理人，对待自然，对待治理环境污染，对待建设生态文明，应该率先践行“道法自然”、“人法自然”的智慧、原则与态度。
孔子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表明孔子主张“天生万物”也是“自然”地生、自然而然地生，也是“无为”地生。孔子称赞“无为”而治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些话出自“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孔子，岂不证实了老子关于“道法自然”、“无为”的理念具有真实性与有效性以及很高很大的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