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的道家智慧寻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英语世界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该时期对英语世界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基于自身的社会危机和精神迷茫，英语世界产生了吸取东方智慧的需求，这是该时期英语世界关注《老子》的一大动因。但是，受战争的影响（或者是因为战争没有创造的环境，或者是有译本出现但未保存下来），所见的该时期的老学研究成果并不多。
1934年，自学成才的东方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在二战前夕出版了自己的《老子》译本，题为《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The Way and Its Power，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该译本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截止1968年共再版八次。在具体的翻译中，韦利将“道”译为way，并且他把《老子》放到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中来考察，认为《老子》这一哲学文本的翻译重在其思想内涵的传递。在他的著作的前言中，亚瑟·韦利明确指出了两种经典解释的方法：“文本的”解释与“历史的”解释。前者指的是立足于文本、着重寻找其现代意义是解释方法；后者指解释者对文本做“历史的”分析，从而发掘它在写作年代时的初始意义[11]。他自己明确指出，译介《老子》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细节的准确性给出源文本的意思”[12]。亚瑟·韦利的译本则着重对《老子》原意的探讨，这在英语世界老学中颇具特色。20世纪末，另一位学者米凯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沿用韦利的思路，出版了类编本《〈道德经〉之道：译析》（1992年）及《道与方法：对〈道德经〉的推理探讨》（1994年），也致力于发掘《老子》的原意。
宾纳和布莱克尼都以“生命之道”为主题翻译了《老子》。译者怀着对生命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对安宁的向往，通过对《老子》的翻译和解析，挖掘老子的生命智慧，以此来引导人们自然、恬淡、轻松、幸福地生活。1944年出版的美国诗人宾纳的译本，文笔优美，充满诗意，受到美国普通大众的欢迎。他指出，“道”即“生命之道”，“德”即人们对生命的正确体验。他非常赞赏老子的智慧，他认为，老子“自然”、“无为”、“不争”、“处下”的思想有助于弥补西方人的性格缺陷，老子是西方人对抗坦克、大炮、炸弹最主要的武器。1955年布莱克尼也以《生命之道》翻译了《老子》，对老子的“生命之道”进行了发挥，不过布莱克尼的解读充满了宗教色彩。以“生命”为主题对老子思想的发挥，集中反映了战后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的人们对东方智慧的一种需求，老子自然无为、返璞归真的思想对战后人们心灵的创伤是一种巨大的抚慰。尉迟酣的《道之分歧》主体部分是在探讨道教的产生与发展，但在最后一部分“道在今天”（The Tao of Today）中结合美国的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对老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析。文中，尉迟酣采用了一种夸张而新颖的手法，模拟了一个现场版的与老子对话——假设老子活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老子进行面对面的采访，让老子来谈谈他对于应对美国当下现实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笔调诙谐，富于想象，真正把远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当作美国社会政治问题的顾问。可以说，立足于英语世界的现实问题，从《老子》中寻求解决英语国家自身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信仰危机，是该时期英语世界关注、研究《老子》的主要动机，也是20世纪中期英语世界老学的主要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语世界开始出现中国学者（或华裔学者）的《老子》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1936胡子霖（根据费小平考证，HU TSE LING当是“胡子霖”，而非音译的“胡泽龄”，虽然后一译法多为学界接受）用英文翻译了《老子》（在四川成都经由加拿大教会出版社出版），该译本是中国人的第一个《老子》英语译本；1937年，初大告（Chu Ta－kao）的《老子》英译本在伦敦出版；1939年吴经熊（John C.H.Wu）的《老子〈道德经〉》问世；1948年，林语堂（Lin Yutang）的《老子》译本《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 Tzu），一般被当作关于《老子》的著述，在英语世界颇有影响。华裔汉学家的加入，为英语世界老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这些华裔学者，熟谙中国文化，大多有旅美经历，英语很好，对英语世界的人文、国情有一定了解，因而翻译《老子》更游刃有余。相对于英语世界学者而言，对《老子》文本及老子的思想把握会更加准确。他们的加入，对于提升英语世界老学的整体水平也是很有帮助的。
这一时期也有部分汉学家对《老子》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们虽然没有完整翻译《老子》，但是就老子其人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德效骞（也称达布斯，Homer H.Dubs，1892—1969）和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德效骞，传教士之子，美国汉学的先锋，出生于美国，幼年在中国的湖南生活。德效骞曾翻译了班固的《汉书》，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哲学的著作。1914年德效骞毕业于耶鲁大学哲学系，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18年，他以圣道会教士身份来华，回国后以《中国哲学家荀子》的论文获得1925年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4—194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客座教授，1947—1959年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1962—1963年任夏威夷大学教授，专研中国古代史。德效骞曾于1941年、1942年在《美国东方社会研究》上发表论文《哲学家老子的生平与背景》[13]、《老子的身份》[14]表明对老子的认识，并与汉学家卜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卜德，美国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1968—1969届主席），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68—1971届理事），美国文理学院和哲学学会成员。生于上海，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美国人，多次来华作学术访问。1930年哈佛大学文学学士，1931—1935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来华留学，1938年荷兰莱顿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哲学方向）。同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讲师，是该大学东亚研究的奠基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研究近代中国的制度、历史、思想、法律和文学。1942—1945年任美国战略局和战时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1948年以福布赖特基金会研究员身份再度来华，1950年返回。在此期间目睹中国政治形势的混乱以及老百姓的痛苦，对其后期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起过影响。1978年参加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汉代研究考察团来华。1974—1980年应李约瑟邀请到英国剑桥从事与《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的研究。著有《中国对西方的贡献》、《中国思想在西方》、《中国的文化传统》，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编译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发表论文《老子的两种译本》（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54年第74期）[15]。针对汉学家德效骞老子其人的观点，卜德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论文《老子身份辨析》、《再论老子身份》[16]进行辩论。此后，英语世界掀起了一股讨论老子其人其书的不小的热潮。但遗憾的是，战后初愈，英语国家忙于战后社会重建和经济恢复，这类讨论也未能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们依然要肯定并重视汉学家对英语世界老学发展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