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家理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现代环境保护文化
因为主张和论证“道法自然”，老子被奉为世界环境哲学的先祖。阐扬老子思想的庄子则被列入世界50个环境哲学家之一[9]。道家对环境哲学的显在价值已经得到广泛认同，A.N.怀特海、冯·贝塔朗菲、李约瑟、汤因比、汤川秀树、F.卡普拉、R.F.纳什（R.F.Nash）、马斯洛（A.H.Maslow）、阿尔伯特·施韦策尔（A.Schweitzer）、I.普里高津、马歇尔（Peter Marshall）、阿恩·奈斯（Arne Naess）、赫大维（David L.Hall）、安乐哲（Roger T.Ames）、南乐山（Robert Neville）、考利科德（J.Baird Callicott）、吉瑞德（Norman Girardot）、马秀诗（F.Mathews）、克拉克（J.J.Clarke）[10]等都发表了积极评价，为道家的环境哲学阐释和发展开拓了基础。
但是在西方的创新阐释面前，我们不可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们应该保持文化自觉的态度，对中国文化有更清醒和严峻的反思。在笔者的眼中，中国虽然有亲自然的道家文化资源，然而它与我们时代需求的环境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甚至与现代西方环境哲学的建设性成就比，也有明显不足。曾有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追问，即道家的环境价值难以认定，因为要是道家有内在的环境保护价值，为什么中国同样遭受环境问题和危机？这个问题提得似乎比较幼稚，可是其中连带出来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了重要挑战。罗尔斯顿也表示过，即使中国有丰富深厚的环境思想，但是西方不同于中国，不应该照搬中国思想，西方必须有自己的环境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严格地看到东西文化传统的异同，看到道家和环境哲学之间贯通、阐释和建构的艰难，最终构建出使用中国话语、具有世界意义的环境哲学。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略谈若干点浅见。
（一）中西方环境思维存在历史差异，中国未来的环境哲学建构需要兼顾中国文化的背景，因而发展路径理应有所不同。作为古代思想学派，道家的环境、生态和自然理念与西方颇为不同。频发的、大规模的现代环境危机是20世纪中叶爆发出来的全球性事件，它迫使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现代环保有个共识，就是寻求环保的哲学基础。环境哲学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应运而生。何谓环境哲学？东西方哲学传统存在明显差异。西方的环境哲学的产生，是在环境危机爆发之后，因而是反思为主的智慧，悖谬的是西方环境危机的引发与其挑战自然的哲学和宗教传统有内生关系。这样的背景导致他们将环境哲学定义为人和环境的关系的哲学，这包含对立的理解，是人和自然分离、对抗之后的纠错。
与此不同，中国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历史漫长，中国存在古老的环境哲学思维，它是农业文明价值观与智慧的延续和张大。这种环境思维在很早的时候就认定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环境思维根源于自然而然的自然整体和协调视野。两相对照，中国的环境思维传统更为积极有效。中国的环境思维在道家学派那里有最完整的体现。
环境保护如果能在民族文化传统内部找到知音和同道，将会顺理成章，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结合不成功，徒袭西方，没有中国特色不说，到头来可能停留在浅层环境保护的层面，使得生态文明成为泡影。可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重视道家传统中蕴藏的生态保护文化资源。
“道”是道家最高的学术范畴，它和道家其他范畴、概念在一起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包罗性极强，其基本特点是综合天道、人道，或者说融天、地、人、生、物于一炉而上升到大道的认识。道家这种思考的框架转换成现代术语，实际上就是有关人类社会和环境因素的系统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与现代环境研究存在着可以沟通的地方，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我们必须从思维方式上寻找道家的特质及其对环境哲学构建的作用。
（二）道家与现代西方环境哲学的视野互有异同。
1.科学性存在差异。现代环境哲学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西方，它直接面对的首先是自然客体及其世界，是物质与生物环境，恰当的说法是生态世界及其危机。道家则是一种特定的人文传统，在道家理论中，不存在生态和环境这样的确定研究对象，所以，从道家到生态智慧的阐释，必须有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史等的概念和方法，这一点恰恰是许多从事道家的环境哲学诠释的学者们所缺乏的。不经过科学的媒介，脱离现代环境难题，道家只能停留在不可实施的抽象形态。这是目前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需要补上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知识与方法一课。
2.与传统自然哲学不一样，现代环境哲学考虑的是人和自然的作用和关系，而不仅仅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它所讲的环境不是单纯的对象化环境或外部物质环境。准确地说，现代环境哲学着重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自我设定的视域：即认为我们所讲的环境危机，主要起因于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自从人类降生，就存在环境问题，但是伴随工业文明的演进，人类将环境视作无关痛痒、取之不尽的财富源头，结果给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按照现有的社会机制和人类价值观，这种破坏很难扼制。简言之，人类与环境作用的过程，难免产生种种哲学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仅靠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是解决不了的，因而需要对人和自然展开双向考虑。在道家那里，确实有天、地、生、人、物一体关联的总考虑，也包含有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之间关系的梳理，道家的这些考虑可能比现代环境哲学更为根本，但是道家需要补充形而下的具体内容，而如何下行不是靠思辨就能解决的。道家向生态哲学的下行，阐释好了有利于科学的创新，阐释不好了可能就会与现代环境问题的解决擦肩而过，两不相干。
3.环境哲学不是以封闭的人类社会及其孤立价值为对象，明确而言，它不是传统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延伸，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对人类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这将波及广泛，例如对传统知识、道德和美学等价值标准提出否定式挑战，乃至需要社会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革。环境哲学在批判和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对环境变化和人类环境行为展开事实评价，进而提出价值判断。过去单纯以人类及其现实性需求为评价标准的道德观，放到人与自然的关联系统和未来的天平上，很多是难以成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自己行为的重新评判。例如，自然环境、动物、物质有没有适当的道德地位？环境伦理如果成立，传统伦理学需要做何调整？如何发展和壮大自然美学欣赏能力？如何科学系统地确立环境价值？人类如何重新定位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自律？这些新问题都要超越人类社会视野加以审视。在这个方面，中国道家确实能够提供诸多启发，但是也需要适应时代，完成现代化转型。
4.道家不局限于一般所谓的环境哲学。环境问题有许多其实不只是外在问题，而是需要从人道和人的心灵加以解决。道家的内在精神具有深刻性，受其影响的道教也非常注意心神发展，比如内丹术，注重精神修炼。过去我们只单纯地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内在化、外在超越是建立在道家道教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处理之上的。也就是说，道家道教对内在修养的发展，以别样的方式反映了其环境观和环境行为。这可以称为一种心灵的生态学理路。早期大家尤其注重精神培育，他们对心态进行了各方面的建构，提供了多种内修的技艺。苗建时（James Miller）就上清派指出：“从‘宗教与生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传统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拥有这种思想：真人或精神超越的仙人被认为完全超越现实，投入自然的怀抱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由于身体的变化与精神的超越成为偶像，宇宙的完美与圆满便由此得以呈现。”[11]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研究《一百八十戒》时指出：“《一百八十戒》从未涉及更高权威的反抗，未涉及政治斗争和报复，未涉及公平与和平的需求，只谈及调息，谈内在的和谐与个体的安宁。这是解救环境的唯一方法。真理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为了调节世界，我们必须修炼自身，照顾我们的内部景观。通过多方位地审视道教祭酒的戒律，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精神生态学。”[12]苗建时和施舟人对道教的评价可谓独具慧眼。这方面的特点正是现代环境哲学缺少的，而且现代环境哲学的运思很难产生道家道教的精神生态学思想。
综上所述，环境哲学所言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阐释。当我们说摆脱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其中的“环境”、“生态”具有更加复杂的含义。它实际上指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某种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动态关系。这样的“环境”概念比我们通常遇到的自然客体更复杂、更难分析和把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事实上已经是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交融而成的环境复合体，还原为纯粹的物质环境、生态环境，也不能仅从人类社会出发考量问题。这些是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复合环境有其最佳的状态，环境哲学的基本目的应该定在生命、人类可栖居的最佳状态上面，环境哲学尤其需要给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互动找出平衡的出路。鉴于此，环境哲学的建构还有很长的理论完善之路，中国道家也是这样，并且中国道家显然要做出更多更大的理智上的“有为”，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彻底捍卫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
（三）道家必须与现代环境（生态）科学、现代环境哲学相互诠释。我们以康芒纳提出的现代生态思维的四条基本法则为参照[13]，对道家做一些引申和贯通。
1.第一条法则是：“每件事物总是与别的事物有联系的。”（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这个法则特别适合有生命的环境。它指出了一个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有十分紧密的相互依赖性。根据康氏的看法，正是食物链的复合性，使丰富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自我补偿特点，比很简单的生态系统能更加顺畅地运转。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拥有大量的物种，因此有许多不同的牵制和平衡，包含更多的互相依赖性（自我平衡的机制），这可以有效地限制波动范围，由此能更加顺利地运转。简单化的生态系统缓冲振荡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可能弹性较小，过于极端的振荡有可能引发系统的崩溃。作为生态系统的特点的互相关联性的另一重要结果是，任何施加于一部分的破坏，可能在其他地方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康芒纳总结的：
生态系统由其动态的自我补偿属性而得以维持稳定；同是这些属性，如果压力过大，可能会导致剧烈的崩溃；生态网络的复杂性和其内在的循环率，决定了其不崩溃的前提下承受压力的限度和时间跨度……[14]
实际上，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关联网络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与此相应的是，道家以“道”囊括天地、生命和万物，持的是事物依据本性独立存在，又依据多元并存的原则共同繁荣。例如，老子倡导“玄同”，庄子倡导“齐物”、“道观”，都肯定了万物的关联性，以至于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维方式本质上是关联性思维。就此而言，现代环境哲学中的科学内涵和道家的哲学思维，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互完善。
2.第二条法则是：“每件事物必定各得其所。”（Everything Must Go Somewhere）物理学中物质不灭的定律用到生态系统上也是适用的。生态系统中的一切都是循环利用的。有效的循环过程之所以得以发生，是因为存在了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比如有机体已经进化到可以分解、消化其他有机体甚至无机物的产物。由此，“自然界中不存在叫做‘废物’这样的东西”[15]。活的有机体自然而然产生的一切，能被其他有机体加以利用。因而，生态系统是依靠可持续的循环过程得以维持的。
可是，生态系统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生态系统一部分产出将不断被提取，且如果处置不当，将会干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康芒纳写道：
目前环境危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大量的物质从地球中被提取出来，又被转变为新的形态，然后被释放到环境中，整个过程中未曾考虑“事物必定各得其所”。司空见惯的结果是，大量原本自然界中没有的有害物质，在它们不该在的地方累积起来[16]。
这条原则无疑也是道家的原理。通过大道，老子得出的世界图示和过程是：“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17]。在有“道”的世界中，万物并存，在归根复命的大循环的原则面前都是平等的；人类通过虚静的认识状态可以见证虚静世界的充实和繁荣。庄子反复强调，大自然中没有废物，“神奇”和“腐朽”总是处于相互转化之中。不过，人为的干扰有可能破坏万物各得其所的各种大大小小循环，因此，人类的自律必须有效地确立。
3.第三条法则是：“以自然为尚。”（Nature Knows Best）它用来指出“自然系统中任何人为的巨大变化，对这一系统可能是有害的”[18]。原因在于，如果所观察到的某个生态系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也是不可随意扰动的，而且：
当下活着的生物的结构或者当前自然体系的组织，按照某种意义是“最好的”，因为它经过漫长的筛选，淘汰了不利的组成成分，以至于任何新的因素很可能比目前的更坏。一句话，各种个体物种和使我们得以生存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是数百万年淘汰有害变异的结果，或者是能把无害的东西吸收到生物圈的发展中的有机体的作用的结果。因此，突然引入（尤其是大量地）新物质，例如工业产品到生态系统里，可能对其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有机体可能需要极长的时间进化，才能利用那种物质并把它吸收到食物链中。要不然，如果它是有害物质，要把它转变成无害物质[19]。
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是环境哲学努力的方向，相信环境哲学最终可以找到通过最少的人为而达到最大的成功的道路，从而引导人类摆脱环境危机。正是在人类行为的焦点上，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现代生态哲学找到了不谋而合之处。“无为”准则确立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自发地存在和变化才是最适宜的。庄子认为自然是“浑沌”，人类对其存在认知限度。为此，他主张“天而不人”、“开其天机”、以恬养知，认为“天倪”即自然才是常不常、善不善的根本标准，将老子无为的思想推至无心、无思、无虑、无为等，虽然有一点极端，但是本意无可厚非。
4.第四条法则是：“得失平衡。”（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这条原则是康芒纳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意在警告，每一种得都包含某种损失”[20]。“从1950年起，粮食需要差不多翻了3倍。海洋食品的消费增加了4倍多。水的使用是3倍。对基本农牧产品、牛排和羊肉等的需求从1950年以来也翻了3倍。柴火翻了3倍，木材翻了2倍多，纸上升了6倍。矿物燃料的燃烧差不多增加了4倍，碳排放相应上升了”，很清楚，我们不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只是一味地从中索取[21]，其结果当然可能是生态崩溃。正是由于忽视这些生态法则，许多环境主义者声称，我们已经严重干扰了正是我们依赖于它的生态系统。当然，正是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的风险活生生地揭示出对以生态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的需要。
道家从来坚持取之于自然而还之于自然。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有一个原则，即：取之自然，还之于自然。老子曾经说过，道散而为万物，在道、天地、人、万物、徳、仁、义、礼等链条中，下一个都是对上一个有所缺失的产物，有散有失，必定也有凝结和复归的运动。也就是说，历史是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亏损的过程。根据《庄子·齐物论》的说法，得失、成亏是如影随形的。一方面自然得失必须保持平衡；与此同时，如果得不偿失，自然会报复我们。
在道家的科学化、现代化阐释中，我们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这可能是道家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道家道教的环境哲学诠释是关键，在这方面国内国际学者们也做出了尝试。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赫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道家信奉自然美学，认为大美天成，人性素朴，天地有大美。针对西方逻辑化的抽象哲学，赫大维、安乐哲沿着自然美学阐释了道家。安乐哲还从道家思想的特质出发，阐释出6个环境哲学命题。他们的研究结合了时代的趋势，其阐释有现代哲学学科的形式，又保留了道家的思想特色，值得我们关注[22]。由于篇幅所限，关于环境哲学和道家阐释的进一步思考，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