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儒解《庄》
尽管《庄子》批评儒家远比老子激烈，但在庄学史上，以儒解《庄》也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还有《庄》出于儒的观点。叶国庆《庄子研究》论庄学的派别，首列儒家派，评述历代以儒解《庄》之得失，及至近代，认为“以儒学释《庄子》之最纯者，有廖平之《庄子叙意》，王闿运之《庄子注》”[15]。王闿运作为近代的经学大家，治庄子之学，却能打破古代经师的成见，注意儒道之同，很是难得。其《庄子注》“自序”云：“庄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认为老庄与儒家所求之道相同，这是从根本上肯定儒、道两家一致的价值追求，可谓深度的会通。他肯定孔子学于老子，庄子又“从而通之”，故可以儒道互释。如《逍遥游》释题：“绝圣去智，非有本之谈，下学上达，乃天知之诣。传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逍遥游之义也。”又释《养生主》：“养生主者，自修身也。齐物齐论，非以自放，其将保无竟之神，明照天之识。物自纷于宇轴，气自养其清虚。故明镜不疲于屡照，利刃无辞于当割。天行不息，万物以资始；圣功不与，成功所以巍乎。……《易》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言圣人有无忧之道也。”这都是引儒家经典释《庄》。再如对《齐物论》“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句的注解：“照于天则无是非矣。无是非无以治世，有是非又不能治世，故专因是以化其非也。夫世所积是，圣不能非，世所积非，圣可以是。何者？愚者难悟，先务顺之，必先是之，乃可无非。故反以取媚，有耻且格。天下服从，兵革不作，因是之道也。毋固毋我，是彼之说也。日用饮食，是彼之效也。”既然庄、孔相通，所以引用《论语》“有耻且格”、“毋固毋我”等以证齐物，也是很自然的了。
廖平也是近代经学大师，为王闿运弟子，亦治《庄子》，撰《庄子叙意》、《庄子新解》[16]，同样主张以儒解《庄》，然旨趣与王不同。王闿运的解释，把儒道放在平等的位置，而廖平提倡尊孔读经，故认为孔高于庄。《庄子叙意》说：“《史记》‘庄子附传’云作《渔父》、《盗跖》，以诋訾孔子之徒，不曰诋訾孔子而曰其徒者，盖为防伪存真计，真孔则必不在诋訾之列矣。……故预防未来学孔之流弊，愈以张微言制作之真传。砭儒愈以尊孔，伪儒不祛，真孔不明。”通过对《史记》的重新解读，指出庄子不斥孔子，所毁者乃其徒，具体说是孔子后学中偏离真孔的伪儒。前面说到易佩绅对《史记》“老子传”的新解，认为是学儒者黜老，而非孔子黜之，易、廖两人的看法可谓同出一辙。《庄子叙意》又言：“庄传孔学，关令老聃皆认为出于古之道术，则实以古为孔，古与诂通，谓古文经也，故推六经为神化道术，指仲尼为无圣素王又称为至人。”将古之道术解为“孔之道术”，此乃曲为之说，是廖平尊孔尊经的具体表现。又如《庄子新解》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各经异义实皆同出至圣，此篇所列六家皆道支派。”此篇指《天下》篇，认为其先举六经，再列六家，明六家皆孔学之支流，六经之余绪。这是“六经注我”式的解释，非关庄子原意，而对了解廖平本人的学术思想则是有价值的。
胡远濬以儒解《老》，同时也以儒解《庄》，他在《庄子诠诂》“序例”的第一条就指出《庄子》作为体道之书，可与儒家相通。如庄子曰真宰，曰真君，曰玄德，曰道，曰玄，曰天，曰环中，曰宗，曰精，曰真，曰朴，曰神，曰纯气，曰物，正犹《论语》曰仁，曰礼，曰道，曰敬。《大学》曰明德，曰至善，曰天之明命。《中庸》曰天命，曰性，曰道，曰中，曰和，曰诚，曰一。《孟子》曰性，曰正命，曰仁，曰浩然之气，曰道，曰义，曰心，曰大体，曰四端。这么多的概念，胡氏认为“皆一物也”，“大率顺文生义，所指殊状，立名遂异云尔。明此，则《易大传》曰太极，周子乃曰无极，《道德经》曰无，《庄子》乃曰无无，固皆老子玄之又玄之义也。一之不可，二之又岂可哉？斯所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者欤？”[17]看起来，胡氏的和同儒道似有混同之意，但其试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证明儒道可通的思路，还是存在合理之处。然而《庄子》中毕竟存在许多批评甚至是极端排斥儒家的话，又该怎样解释呢？胡氏说：
庄子破儒家之执，故立词不得不异，而其旨实同。盖《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曰：“道并行而不悖。”如中虚不著一物，然后诚实无妄。儒者就实理充周言，道家就中虚无著言，一有一无，二义固相需也。至其所抱达道因物之旨，即《易·系辞》“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之说。天圆，自无寒暑昼夜，故道贵达。地方，自不得不随所据以为寒为暑，为昼为夜，则物宜因矣。又其所谓“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云云，正犹孟子之于齐宣王好色，与之言好色；王好货，与之言好货；王好勇，与之言好勇，其所以尔尔。在达之人于无疵，以是知知崇者礼卑，达道者因物。读者能会其通，而宋儒异端之疑自破。[18]
这里沿袭其解《老》的路向，“庄子破儒家之执”，类似于老子的“正言若反”，都是以否定的、相反的方式达到积极的、正面的效果，庄子虽然批儒，是批伪儒、腐儒，而不反真儒。从大旨来说，庄子言虚，儒言实；庄子论无，儒崇有；庄子贵达，儒重因，可见儒、道可以并行而互补。至于后世儒者斥庄子为异端，大都是不能真正理解庄子思想的本意造成的，例如庄子言哀乐不能入，解者多误会，疑老聃不能令人忘情于死生，而孟孙才之不哀其母，为能达死生之化，是庄生之言为害礼教甚巨。胡氏为之辩解说：“庄子哀乐不能入，指体一而言，其随分而生哀乐，一出于至诚，自无毗阴毗阳之患，以贼其心，是之谓不能入。故史佚有云遁天之刑，正讥弟子之强哀；仲尼有云若化为物，正嘉人子之至痛。盖庄子深痛当时君臣近名之病，原于作伪，往往离体为用，遂无由一依天理，此所以去道日远也。故曰：‘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观，而万物之应备。’夫道者，不死不生以为体者也。明乎无死生之死生，即明乎无哀乐之哀乐。故夫曰晏然体逝，曰以是日徂，曰一知之所知，曰一化之所待，曰外化而内不化，曰得其环中以随成，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曰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凡此皆体用同原，一君二臣之义也。此能游者所以相忘乎道术，而无方外方内之异欤。”[19]这样的诠解，体现出了较高的思辨水平。由此看出胡氏诠释老庄的一般特点，即总是能够抓住儒道思想中的基本概念进行合理引申，从而化解表面上的矛盾，阐明儒、道内在的一致性。
朱文熊《庄子新义》也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所谓“新义”，就是体会到了庄儒之间本来相通。据该书《自序》，朱氏认为庄子之学，必非仅“玄同”二字可以总括，孔、老、庄的关系，郭象等注家也并未讲清楚其中意理，但自己积之十余年而未敢发。及读韩愈之书，谓子夏之徒，流而为庄周，而心为之一喜；继读姚鼐《庄子章义序》，谓庄子议论本之圣门游夏，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以君子为必达于礼乐之原，而心又为之一喜；最后读陆树芝《庄子雪》，谓周敦颐由太极顺说到人，庄子则由人收归到太极，而心更为之大喜，以为古人所言正与他自己的认识相同，于是遂把庄子思想的主旨概括为“袭老之迹，映孔之真”，并叹曰：
庄子之学，其儒家之雄欤。自太史公只谓其善属书离辞，洸洋自恣以适己；班氏又列之道家，而庄子之真意晦矣。其后经晋人之假托，而诸家注解，又多杂以修真之旨，目为谈玄之书，而庄子之真意益晦矣。窃谓庄子之学，是象山氏之先河也，是阳明氏之滥觞也。自宋五子之未兴，知道之体者，莫如庄子；知道体之真而以高言厉俗者，又莫如庄子。何也？象山之学，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也。庄子于开宗明义曰逍遥游，一孟子不动心之旨，其言宅心之大，于象山之学何如？阳明之学，良知之学也，其言之最精者曰：吾心自有天则。庄子次之以齐物论，曰因，曰止所不知，曰适得而几，曰天籁，曰天钧，曰天倪，于阳明之学何如？又《大宗师》一篇，明明是孔孟传授心法，其言天人之处，即《中庸》之诚明，而自副墨之子至参寥闻之疑始一段，不几将《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声色为化民之末务，一一开户牖以示人乎，此又象山阳明之所略而不讲者也。本以此读诸篇，六通四辟，无非斯旨，岂非圣门最高之学说乎？[20]
指出陆王心学与庄子相关，这是朱氏所见之卓，但认为班固列庄子为道家而真意晦，则是朱氏所见之偏。但不管怎样，朱氏的解《庄》思路就是主张庄子乃借老证孔，其言云：“庄子是哲学派中之高议论，林西仲谓其学问与老子同而异，与孔子异而同，请易之曰：庄子多借老子之言真无为，以形孔子之无为而无不为者。”[21]按照这样的理解，庄子思想的重心便是在孔而不在老，那又怎样理解庄子右老而斥孔的言辞呢？朱氏解释说：“盖庄子一书，全取反影，其引老子之言以映孔子处，正如许由、齧缺、王倪、披衣映尧，以广成、容成映黄帝，以老龙吉映神农，以混芒之世映唐虞之至治。盖许由、齧缺、王倪、披衣正尧之心，广成、容成正黄帝之心，老龙吉正神农之心，混芒正唐虞无为之治之心。夫非真无为者，不足以形有为而无为，无为而有为之心也。老子之学，以之守神，以之长生，是真无为也。孔子之学，以之参赞化育，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并明，则亦有为而无为，无为而有为者也。”所谓反影，也是老子“正言若反”之意，所以朱氏会通儒道的方法与胡远濬一样，只是观点更加夸张，以至把庄子的学派属性也更改了。
再看《庄子新义》具体的诠释文字，如对《逍遥游》的解说：
此篇为庄子开宗明义第一篇文字，其妙处人人能言之。至其与孟子“不动心”章一鼻孔出气，则人人未之及焉。惟孟子之言严而正，曰集义，曰勿忘，勿助长，示人有入手处。庄子之言奇而诡，曰培风，曰游于无穷，曰彼且恶乎待，似未免稍邻于虚，而非虚也，惟道集虚。庄子之学，所以六通四辟，纵横无隔阏者，正得孟子浩然二字妙用，故孟子言不动心，而即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庄子言逍遥游，而终曰惠子之拙于用大，此其所最喫紧处。孟子先言北宫黝、孟施舍，而庄子亦中言宋荣子、列子。盖一借黝舍形告子，一借宋列以形惠子。其间麒麟走兽、凤凰飞鸟、泰山蚯垤、河海行潦，孟子所引之言峻整简质；鲲鹏、蜩鸠、斥鷃、朝菌、惠蛄、冥灵、大椿，庄子所引之言错综变化。孟子引伯夷、伊尹、柳下惠，而以贤于尧舜，无可无不可时中之孔子为宗；庄子亦引至人神人圣人，而以尘垢秕糠、陶铸尧舜、旁礡万物，而不以天下为事之姑射神人为主。……是庄子不言之言，即宰我善言之言，亦即孟子知言之言也，而庄子之旨得矣。[22]
此段从文辞语意上比较庄、孟，认为两者颇有神似之处，在孟子的参照下可得庄旨。可以看出，朱氏对清代的以文解《庄》有所继承，但把庄子类同于孟子，又确实属于他的发明。再如对《大宗师》的解说：
自太史公谓其洸洋自恣以适己，不复以见道言之，而加以晋人之自放于礼法，每讬于庄子以自文，于是不以史迁之目光读《庄子》，即以晋人之目光读《庄子》，而《庄子》之真意失矣。是篇首段之言天人，即《中庸》之言诚明生知学知者无论矣。其说真人处皆至诚之极，其说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一段，明明是《中庸》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之精理。至南伯子葵学道之次第，及副墨之子，闻之洛诵之孙一段，实已含得中庸见隐显，微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工夫；其参寥之闻疑始，直极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声色化民之末务而后止，又即朱子反而求之视听言动记诵辞章之说。但庄子说得透顶，不与人以易捉摸处耳。[23]
此段从思想层面把《庄子》与《中庸》进行比较。朱氏认为，《大宗师》形容道体之微妙，卓绝千古，所以二程尽管不喜庄子，仍然对此篇肯定有加。不过，由于司马迁突出庄子的个性，晋人效法庄子的放任，都不太关注庄子之道论，受此影响，读庄治庄者往往把握不到庄学的要领。而如果把《中庸》与庄子思想进行参证，则庄子之论道、见道、体道之精微，顿时变得畅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