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语录后序》作者与年代不符问题，森由利亚有详细考证，焦点在最后落款与潘静观在世时间的冲突。落款为“皇明永乐十三年龙门弟子潘静观拜序”^[8]，然而，潘静观主要活动于清顺治、康熙年间，距明永乐十三年（1380）有近三百年，不可能在这个时间为《邱祖语录》作后序。森由利亚认为：“这篇《后序》的内容是清初或其以后的某个人物描写清初而非明初龙门派的文章。”^[9]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完全赞同。显然，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皇明永乐十三年”这个时间是错误的，很可能原来为“清康熙十三年”，不知何因，被人改为了“皇明永乐十三年”。但落款时间的错误，并不影响《语录后序》的真实性。《语录后序》提到的诸多细节和人物与潘静观生平事迹相符合，这说明其确为潘静观所作。

森由利亚在怀疑《语录后序》落款时间真实性的同时，对《语录》本身的真实性也提出了质疑。其言：“《邱祖语录》自13世纪以来，没有被收入《道藏》，而是仅秘传于高徒中间，至清初最终公开于世。但是，若此经书跨越整个明代而被秘密传承，这样的条件设定总让人感觉与现实不符。”^[10]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邱祖语录》并非丘处机的语录，而是“距丘处机相当晚的明代以后的某个人物所作”^[11]。其立论的前提是，认为《邱祖语录》自13世纪以来在全真道士中通过师徒授受的方式秘密流传达四百多年，这是不可能的。若以常理推测，《邱祖语录》在全真道士中秘密流传四百多年才面世，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邱祖语录》是一本道教内丹著作，内丹理论被道门奉为至宝，向不轻易示人。出于以上原因，《邱祖语录》在全真道士中秘密流传四百多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其只在少数全真道士中秘密流传，而没有正式刊印，所以未被收录于《道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条理由是《语录》中有许多术语不可能出自丘处机时代。假若通读《邱祖语录》就会发现，森由利亚的论断是正确的，其中确实有一些术语明显不是丘处机时代所能有的。比如，其中言：“或问曰：北宗道法至吾师而大行，全真之盛，亘古未有，亦尚神通变化否？”^[12]以上这段话中的“北宗”就非丘处机时代所能言，森由利亚对此曾有详细讨论，他说：“在文中有‘北宗道法至吾师而大行’一文，此处把丘处机所在的全真教称为‘北宗’。众所周知，把全真教分为南北，这是在元朝统一了南北中国后把华南的内丹道称为全真道南宗的道统观念形成后才出现的一个全真教观点。”^[13]其所言极是，全真道南北宗之分是入元以后的事，丘处机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表述。“北宗”一词是其中比较明显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语句亦有晚出之嫌，比如“吾宗”、“宗门”、“大宗师”^[14]等。

森由利亚以出现“北宗”等术语作为《语录》晚出的证据，并结合其他方面的理由而否定《语录》出自丘处机。表面看起来，他的推论合情合理，但若细究起来，并非没有问题。森由利亚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语录》作为一部丹道经典的特殊性。上面提到，《语录》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师徒口口相传的过程，然后才形成文字，直到清初才被潘静观、庄惺庵等公开刊印。在长时间的口头流传中，很难避免加进后世口授者自己的理解和后世流行的词汇，“北宗”、“大宗师”等术语，很可能就是这样进入了《语录》。这只能说明《语录》成书的时间较晚，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出自丘处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不能排除其他各种可能性的存在。文献在流传中被后人修改，从而加进只有后世才可能有的语句，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况且，这里讨论的不是一般文献，而是一个口口相传了几百年的丹道《语录》，更不应该以个别术语的出现来判定其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