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

对于儒学在楚地的传承，清人洪亮吉较有见地：“洪亮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重视儒学在楚地的流传。其后论者如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蒙文通等，继承了洪亮吉从地理方面探讨楚地学术的观点，但多以南北划分先秦学术，以楚为南方之代表，而且较多关注道家学术。”^[30]从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儒道并行不悖是当时楚地文化圈的真实情况。

任继愈先生认为：“楚文化有个性，也还有华夏文化的共性。楚墓竹简以老子学派为主导，同时也吸取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别是邹鲁文化（也可以说是传统周文化）。……楚墓主喜欢老子及其学派，同时也喜欢孔子学派的思想，是兼容并蓄，重老学，也不排斥儒学。”^[31]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地域和其他道家学派的。在庄子的一派后学中，道儒两家的冲突有尖锐化和激化的趋势。反观楚简《老子》和其他篇的思想，则早期的道儒关系远没有达到冲突尖锐化和激化的程度。这也是楚地道家学派同其他地区道家学派较大的不同。

在讨论帛书《五行》篇为何与《老子》等道家文献合抄以及为何在楚地出土等问题时，李学勤先生曾说：“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他所撰《新书·六术》推衍五行说，有可能是在长沙接触过《五行》一类著作。”^[32]后来的郭店楚简中，也是《五行》篇等儒家文献和道家文献《老子》同出，说明了不仅在战国时期，楚地文化在兼容并包地发展，这种势头除了在秦火之时或稍有中断，可能一直延续到汉初。陈鼓应先生认为“它们的并存，也反映了文化史上儒道相容或互补的历史缩影”^[33]。

楚简《老子》三组不论是抄写者围绕一定的思想内容而节录的，还是不同时期的老子学说，墓主人应该都是为了丰富教学内容而有目的为之。楚简中另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大约是教学用书”^[34]，似乎也可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见，墓主人之所以抄写了如此多的儒道文献，应该也是为了丰富教学内容的。可见，当时楚地对儒道文化的推崇。另外，郭店楚墓墓主的儒生背景也值得重视^[35]。对此，萧萐父先生说：“今后，上博藏简公布和更多地下简帛书发现，必然会提供更多证据，证明儒道两家各派以及先秦诸子各家之间同源分流、多元互动的格局，涤除道统论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臆造和歪曲。”^[36]

楚地简帛文献的出土，为我们深入研究早期儒道关系提供了新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论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早期儒道关系是和谐互补、共同发展的，这不同于我们以往的早期儒道关系认识。而这种儒道融合互补的局面，又都是集中体现于楚地出土的简帛材料中，为我们重新认识楚地的文化特色、重新梳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