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老子、易学、禅学的思想异同
老子是一个历经礼崩乐坏之社会大变革的老成持重者，他守着图书馆中的藏书，沉思缅想，领悟到历史的总体变化决定了人的具体生活状况；进一步地，他将历史的变化之所由上升到更深刻的天地自然之变化规律，此即是道，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站在天地自然的层面上，乃能更好地适应于历史人生的悲哀喜乐、变化无常。历史人生的变化固然基于天地，而更进一步地看，天地的变化，也基于一种更深刻的力量，即是自然之道。我在对易学和道家哲学的研究中分析得出，道家的“道”之概念可能来自《周易》所观察到的易之道。《周易》认为，万物处在变化之中，此变化中有“道”，有其理路、格局、形式、规则，故曰易中有道。“道”的概念从易学中逐渐凸现出来，而易学发端既早，经过商周，发展出重八卦为六十四卦的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一阴一阳之易的“道”上，简称“一阴一阳之谓道”[6]。我认为，到了西周，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古经》之元本就已经出现了，文王囚于羑里时，确实有时间和机会将之前的易占记录整合出来，形成《易》的哲学。《周易古经》不只记载占卜之事，更以占卜为例，而彰显具有一般性与延伸性的动态变化之理。《周易》把乾坤列为首，把既济未济列为尾，这本身就包含了哲学的深意，如果只以之为占卜之书，就无法抓住《易》的真精神之所在。
朱子认为《易》本是占卜之书，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我认为：《易经》以易道为本，以占卜为用，是一部本体用之书，只是后人长期以来多未能从本体用的层面中有所知悟。不过，老子即已看到了《易》之“道”，进而将易学之道转化为道之易学。“道”的概念，即在老子处固定了下来，成为其学说的中心思想。陈鼓应把易学与道家思想相混淆，认为易学始自道家，这是违背历史事实与哲学理路的。
对于老子而言，其最重视的即是“道”。只有回复于“道”，生活在“道”中，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避免外加的伤害。因此，老子有这样一种思想：用对道的认识来净化人生、拯救人生，致虚极守静笃，消除机心，过最质朴的生活，返璞归真。在老子的时代，已是兵荒马乱，纷争不已，只有这样才能保身。这就是老子思想的基础。
庄子的生活时代比老子晚了两百多年。这两百多年内，战乱愈来愈多，人民辗转于沟渠，生活的痛苦与日俱增。庄子理解到：我们无法完全退隐于社会。固然可以隐于山林，但兵荒马乱中，连山林亦无法幸免；而再欲退时，却终究无法逃离天地之间。这样一来，还不如顺应自然，而在兵荒马乱与天地变幻之中依然享有生命。他提倡掌握自然变化之道，来适应人生的变化之道。这与儒家所掌握的挺立于天地的生命内在之道德律，进而弘扬道与天地，彰显人的尊严与出超的创造力，是相互区别的。庄子除了提供能在乱世中生活的方式，也提供了适应人生变化、社会变化、政治变化的方式。他与老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庄子能感受万物俱为变化之美的精神。他不像老子一样只言“万物负阴而抱阳”[7]，而是认为万物不管细微宏大都有其享有生命的方式而能自得其乐，能自然而生，也能自然而死，还能自然而乐。不管小大、完毁，物都能有自己的个体生命之气息，而能成为美的欣赏对象。如《齐物论》中的驼背断足者，乃至蝉、蜉蝣、沟渠中的鱼，也有自身的乐。生命还有一特点，即生而不知其为生，死而不知其为死。而人是万物之灵，自然就能欣赏、同感、参与、分享此美。由此可见，人与道有共通性，所谓道通于一，其实可谓道通于人，因为惟人才能更好地、自觉地欣赏万物。只是人常常忘记自己的自然之道，产生虚伪，强制地追求、扩大一个品类的快乐，而非直接面对自然的喜怒哀乐。由此可以见得庄子与老子、儒家的区别。
庄子还成为禅学的基础。庄子不以物之小为小，不以事之卑微而失其善，据此可知禅学的意义。印度佛学强调的是生命之空幻性、人生之无常性。这与中国所说的天命非常尚不一样。儒家的天命观大体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8]，认为宇宙是真实的宇宙。而释迦牟尼则认为人生无常，生老病死变化之大，根本没有真实性。他未更深刻地了解世界真实性，便决定简洁地对之加以认识，而认为唯有将生老病死视为不真实的意识之迷幻假象，才能解除生老病死；迷时所以为真的，一旦了悟，即可见其非真。事物产生有其缘起，要解决痛苦，就要将此缘起的因缘消解掉，进而超越其迷惑性，而寻求到空性。中国人是不易了解佛学的。但东汉以后，五胡乱华，天下纷争不断，人们的痛苦无以复加。东晋乃至隋唐，中原人士深切地感受到流离之痛苦，再没有干净的土壤可供退隐，亦没有可以欣赏万物的心情，要想再言明心见性是很难的。当时亦有玄学，即想从易学、老学、庄学中找到解脱。
易学的解脱途径是深刻的，老学的解脱途径系于退隐，庄学的解脱途径则系于逍遥。观竹林七贤的命运，可知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逍遥。而佛学讲究将世界看作幻中之幻，这也就逐渐成为大家的救命稻草。以世界为幻中之幻后，才能进而产生新的力量，重新接受世界。隋唐之后，中国复归治世，回到另一种真实化之中，但其基本的情调依然关乎佛学，当时的佛学沉淀入易学之中，产生了新的践履。佛学欲要将宇宙变化的真实感与无常感加以深刻地统一，就必须借助庄子的思想。从天台、华严到净土，庄学均在影响禅学。原始佛学发展到唯识所变，继而则面临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既然一切都是因缘际会，那么真实在何处呢？人终究不能不生活下去，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现实本身具有不稳定性与变化性，这是另一个问题。能掌握真实与其变化、幻化，并从中解脱出来，找到更深刻的真实，这就导向了禅宗之“悟”。《六祖坛经》“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9]即是对此的说解。不过，从用语上看，这个表述依然认同“物”与“尘埃”之存在；但其认为人既不应以“物”为“物”，以“尘埃”为“尘埃”，也不应以“物”为“非物”，不以“尘埃”为“非尘埃”。禅宗的表述，具有一种细微处的辩证思想，而这正合于庄学。庄子思想的重要性，正体现在：其具有催化禅学的价值，具有融合佛老的意义。故不能只把庄子看成强调逍遥自在的人生哲学，而应将之视为具有深刻辩证意味的本体哲学。
《庄子》对“寓言”的运用，正体现了其本体哲学意义。《寓言》篇谓：“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10]变化是不断的，变化之中，有和无、言和不言都合于一处，都有其发展的逻辑，所以能产生自然的和谐，亦即天倪。这段话与《齐物论》有所对应。《齐物论》中谓：“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周，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11]这即是要客观地认识到宇宙乃是天倪。所谓天倪，指自然之分际而又和谐的状态。针对天倪，人应当有认识是非的能力，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能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在具备这种深刻的认识之后，乃能“莫若以明”[12]。
有人认为“以明”是一种方法，其实“明”本身就是一种方法，相当于“悟”。“悟”即指能掌握到世界之真，明白在存在与非存在背后，有一真存在，这一真存在恰已包含了存在与非存在。“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其彼此相因，所以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而世界的发展即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13]。可以将此看作对存在的深入认识，则《齐物论》谈及了超越生死而到达更深刻的非生非死、超越可与不可的方可方不可。有一使“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成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道，故才能超越彼此。但这也没有妨碍彼此之为彼此，没有妨碍彼异于此或此异于彼，没有妨碍非异于是或是异于非。这种超越不是离开世界的那种超越，并非要超越真实变化的过程而取消变化。这里说的超越其实是指内在深入并达到极致，这就叫做“道枢”[14]。“道枢”能不断发挥生命的变化力量，能够不断地产生是非并不断地超越是非，乃成其此与彼、生与死、可与不可，成其自然。在“道枢”的意义上，此与彼、生与死、可与不可，就都融合于内在的自然之中。“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15]，以无穷之变，运用无穷之是、无穷之非。若要认识到以上，就需要依靠“悟”。继而，是与非、指与非指，也有共通的地方与不共通的地方。欲证某马不是全马，与其强调某马，不如找出某马之外的马来证明某马不等于全马。在这个意义上，指与非指或马与非马，是可以合二为一的，此即是“道通为一”[16]。所以庄子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17]，同时也可以说“可于可”“不可于不可”。庄子继之曰：“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18]最后，不管是再“恢恑憰怪”[19]的变化，都能够“道通为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20]，明智通达的人，便知道这些均是相通的。由此可见，庄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外表疑似诡辩的事物之对立与不对立的统一。这是从《齐物论》《寓言》到《天下》一贯而通的。
庄子的本体论，有强烈的现实性，并从现实性中看出矛盾、是非。庄子言及是非，却不言善恶。所谓是非，反映了存在与否、肯定与否的问题，体现了万物的存毁与人类的生死之变化，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动态的、不定的而又随时创化的对“道”之本体学认识。“道”不仅是单纯的“一阴一阳”，更把握了“一阴一阳”的变化之机。当然，这并不与《周易古经》《易传》的立场相冲突，而是更细致地、更扩大地强调了“道”的曲折变化，其与老子“返璞归真”的简易表述是不同的。庄子的表述并不以简易为务，而是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的自然发展之表达。庄子的这些思想，对于后来者影响很大。于本体诠释学而言，庄子有开伐深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