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汉武帝时，用丞相多人，公孙弘“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61]。君权对于相权的打击，可谓极矣。
至唐代，政事堂之设复定君相分职。李华《中书政事堂记》具言之：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徵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记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尅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义，霍光废昌邑之乱，梁公正庐陵之位。[62]
唐宋制度至有诏书必经宰相，绕过中书省、门下省之君命称“墨敕”、“内批”，被视为不正、非制。唐垂拱三年，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被诬告，“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63]
西汉成帝元延元年，谷永上奏，言：“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64]
然而如无制度保障，则此但为空言。而在唐宋人看来，政事堂制度恰恰保障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宋史》卷二八二《李沆列传》，真宗朝李沆为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65]。南宋宁宗绍熙五年，朱熹被宁宗以内批逐出临安，其时监察御史吴猎上疏曰：
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纸去一宰相，明日出一纸去一谏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几。昨日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禄。中外相顾皇骇，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熹当世老儒，善类攸归，清议所出。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66]
然而自明太祖废丞相，明清皇权专制日益加强，此义渐归湮灭。至鲁迅作小说《药》，其中夏瑜那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67]，不仅在小说中人物（也就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民众）听来极端悖谬，极其岂有此理，而且当今的研究者也纷纷表示此语“看出了夏瑜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生活的历史背景”[68]，“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简要通俗的概括”[69]，“鲁迅在构思时，显然是把社会思潮的新成果和革命英烈的事迹结合起来”[70]——一言以蔽之，这是舶来洋品——而不知这真正是我们祖上早就有的。甚至在今日“中国专制主义”的研究者看来也是如此。如万昌华对侯旭东文予以严厉抨击，但其文中却也道：“中文‘专制’一词的所指对象，也肯定不会是从先秦到后来都一成不变地专指大臣。晚清以来，我们都知道‘专制’一词已经主要不是指大臣专制而是指秦代以来的帝王专制。……必须承认，晚清学人在表述或翻译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时用了‘专制’一词有局限与失误，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侯先生整个否定中国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借口与因由。”[71]其实是认同古代“专制”不用于君主。这也就难怪至今还有人肆言其与中华文明水土不服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相关争论之述评可参黄敏兰：《近年来学界关于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的讨论——兼及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探讨》，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第100～119页。
[2]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侯氏后来在其答辩文章《从方法看中国古代专制说的论争》中又重复了这一说法，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第9版。
[3]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
[4]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28页。
[5]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40页。
[6]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6页。
[7]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73～174页。
[8]《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之外，尚有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载崔向东等：《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第202～214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载《思与言》2006年第4期，第1～44页；王文涛：《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载《南都学刊》2007年第2期，第25～30页；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第86～91页。
[9]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载崔向东等：《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第207页；又见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73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载《思与言》2006年第4期，第12页；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第86～87页。
[10]林志纯：《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是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载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载崔向东等：《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第206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引用林文，评论道：“林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虽不十分恰切，却使笔者深受启发。”载《思与言》2006年第4期，第9页。不过，此后发表的数文中，王氏处理方式却有不同。在《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一文中该引语一字不差出现，但是既未注出处，更未加引号，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73页。王氏《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乃曰：“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载《南都学刊》2007年第2期，第25页。其《“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一文则径云：“鲜有学者论及，‘专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没有君主专制的含义，而且也不用于君主，而是主要用于臣下。”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第86页。
[11]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载崔向东等：《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第206～207页；又见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73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载《思与言》2006年第4期，第11～12页；王文涛：《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载《南都学刊》2007年第2期，第25页；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第86页。
[12]王文涛：《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载《南都学刊》2007年第2期，第25页。
[13]《老子指归》当为西汉末严遵所作，其作者、时代、性质可参樊波成：《〈老子指归〉当为严遵〈老子章句〉》，第1～52页，为樊波成《老子指归校笺》代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4]（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41、200页。
[15]（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16]（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
[17]（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18]（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19]（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18页。
[20]（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21]（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22]（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23]（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24]（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
[25]（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26]《老子》，（西汉）河上公《章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页。
[27]（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28]（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29]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280页。
[30]《庄子》，（清）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1961年，第2册，第465页。
[31]《管子》，黎翔凤《校注》本，中华书局，2004年，中册，第766～767页。
[32]（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版，第6册，第2490页。
[33]（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0册，第3147页。
[34]（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载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册，第567页。
[35]（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29、30页。
[36]《淮南子》，张双棣《校释》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增订本，上册，第988页。
[37]（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3册，第644页。
[38]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5页，载《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39]裘锡圭：《从几件周代铜器铭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载吴荣曾编：《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136页。
[40]旧题（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1册，第303页。
[41]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载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14页。
[42]参秋风：《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宪政含义》，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154页。
[43]《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387页。
[44]（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2册，第561页。
[45]《吕氏春秋》，载浙江书局辑刊：《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1页。
[46]《孟子》，（清）焦循《正义》本，中华书局，1987年，下册，第643～646页。
[47]旧题（西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第162页。
[48]《管子》，载浙江书局辑刊：《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
[49]《老子》，（西汉）河上公《章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196页。
[50]旧题（西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第188页。
[51]樊波成：《老子指归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52]（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樊波成《校笺》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78页。
[5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20页。
[54]（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6册，第305页。
[55]（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版，第6册，第2286～2287页。
[56]王凤阳：《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624页。
[57]《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12～13页。
[58]（明）方以智：《通雅》，载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册，第266页。
[59]《孟子》，（清）焦循《正义》本，中华书局，1987年，下册，第701页。
[60]（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2册，第173页。
[61]（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9册，第2623页。
[62]（唐）李华：《中书政事堂记》，载（清）董诰主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5年，第4册，第3202～3203页。
[63]（后晋）刘煦：《旧唐书》卷八十七《刘祎之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9册，第2848页。
[64]（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1册，第3466～3467页。
[65]（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27册，第9538页。
[66]引自（南宋）魏了翁：《辅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行状》，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1册，第51页。
[67]鲁迅：《呐喊·药》，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册，第446页。
[68]高建清：《从“阿Q”到“狂人”再到“夏瑜”》，载沈春松，史秋红主编：《仰望星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69]屈正平：《夏瑜的形象和〈药〉的主题》，载屈正平：《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70]易鑫鼎：《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
[71]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载万昌华：《宪政体制的历史思辨》，齐鲁书社，2011年，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