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同：道儒都承认“大仁”是行仁的最高境界
道家确实讲过“绝仁弃义，民复孝慈”[2]，“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一类的话，所以人们就认为道家是反仁义的。而实际上，道家还有许多重“仁”的言论，《老子》八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所谓“与善仁”，就是提倡与人交往时要有仁爱之心。有人认为老子是反仁的，所以这里的“仁”应为“人”[4]。其实，像这一类重“仁”的说法在《老子》、《庄子》中比比皆是，下面仅举几例：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老子语）[5]
大仁不仁……仁常而不成。（庄子语）[6]
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庄子语）[7]
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庄子语）[8]
至仁无亲。（庄子语）[9]
这就是说，道家在反对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上仁”、“大仁”、“至仁”的概念。总括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道家的“大仁”与儒家的“仁”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相爱”、“泽及万世”等，但在施仁的对象和行仁的态度方面，道家则有自己的规定，这表现在：
第一，在施仁的对象方面，道家摒弃了儒家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推恩法，提出了“至仁无亲”、“仁常而不周”的观点。道家认为，至仁是没有偏私的，对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物都一视同仁。《庄子·天运》曾嘲笑儒家的仁说：“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10]在老庄看来，如果“亲亲”也是一种仁的话，那么连虎狼也是仁的，因为它们也做到了父子相亲。可见，老庄对这种仁义持极大的蔑视态度。老庄是最广泛的博爱者，他们不仅爱亲人，也爱别人；不仅爱别人，而且还爱万物。《吕氏春秋·至公》中的一段记载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11]
荆人是爱人的，但他所爱的人仅仅局限于楚人；孔子也爱人，他爱整个天下的人；而老子不仅爱人，而且爱物。老子才属于真正的博爱者，所以《吕氏春秋》称赞他是“至公”。
第二，在施仁的目的方面，完全摒除了功利性。儒家在劝告人们行仁时，总要指明行仁带来的好处，当然，儒家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老子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说的“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就是说真正的“上仁”之人在行仁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所谓的“无以”就是“无目的”、“无原因”，行仁行义是一种纯道德行为。既然如此，也就不应该让受惠方有丝毫的感激之情：
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2]
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13]
最优秀的统治者，使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百姓普遍受到统治者的恩德，却认为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既然百姓根本就感觉不到施恩者的存在，那就谈不上去感谢、拥戴施恩者，施恩者也就不能，准确讲是根本就不想从行仁中得到任何的好处。
道家毫无个人目的的博爱精神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还超越了今天。古代的佛教提倡爱人爱物，但他们爱人爱物的理论基础是因果报应，目的是自身的福报，这种爱同样是功利性的。今天的爱物者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这个“环境”是指人的生存环境，因此今天的爱物者也是一群功利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爱自己。只有道家所提倡的无私博爱是无个人目的、无功利性的，套用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只有这种无功利性的博爱行为，才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功利。
第三，在施仁的自觉性方面，道家要求把它由有意识的行为变为无意识的行为。儒家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14]克制自己的欲望，严格地按照礼制行事，这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约束自己，故儒家需要“吾日三省吾身”[15]。而道家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勉强自己去行仁，这本身就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仁义行为，因为当你勉强自己去做仁义之事时，这种仁义还属于外在的东西，并未同你融为一体。他们要求把“爱人”由有意识的、辛苦的行为变为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行为，这就是《庄子·天地》所反复强调的“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16]，自己行为端正，施爱于人，而自己却丝毫也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会认为自己真的做了什么好事。至仁之人在行仁的时候就好像人们呼吸空气而不知不觉一样，完全成了下意识的举动。
其实，道家所主张的这种大仁，儒家也同样赞成。孔子也清楚地认识到，人们行仁的动机是不同的，《论语·里仁》把行仁的动机分为两个层次：“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7]而按照《中庸》的说法，行仁则分三个层次：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18]
在行仁的时候，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发自本性、不带任何个人目的地行仁，这就是“安仁”；还有一种就是认识到行仁对自己有好处，能够得到别人的赞美和拥护，所以才去行仁，这就是“利仁”[19]；当然还有出于各种原因勉强自己去行仁的。关于孔子的“安仁”思想，顾炎武有一个评论：
《论语》“仁者安仁”，《集注》：“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20]
顾炎武已经意识到，“安仁”思想，特别是谢氏的话与道家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二者一致，所以顾炎武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于是他接着说：“《太甲》曰：‘顾
天之明命。’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则存，舍则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按照顾炎武的看法，儒家必须与道家不同，既然道家有“安仁”思想，那么儒家就只能主张“学仁”。顾炎武看到了道儒在“大仁”问题上的一致性，却囿于门户之见，不愿意承认这种一致性。
其实，不仅孔子认为有“安仁”者，孟子也同样认为有“安仁”者。《孟子·尽心上》说：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朱熹解释说：“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21]这就是说，尧舜是发自天性地去行仁，而汤武是在修养之后去行仁，春秋五霸则是盗用仁义以成其私欲。孟子所说的能够发自天性去行仁的尧舜，就是道家所赞美的大仁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