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

楚国在西周初年本来是个处于偏远地区的小国，其国君也自称“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但经过了数十代国君及其臣子的努力，楚国逐渐可以与周王朝及其他中原诸侯国抗衡，逐鹿中原，“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

不仅在军事实力上楚国进步明显，在文化上楚人也逐步摆脱“蛮夷”的形象。“在成王之世，楚国的贵族已熟知华夏的某些重要典籍。他们像中原贵族那样，往往引经据典，借以判是非，明利弊，决疑，定策。被他们援引得最多的是《诗》、《书》、《军志》。”^[27]楚国的使臣渐渐地可以像其他国家的使臣一样，熟练地使用“诗”与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唱和；就连楚国国君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也逐步向中原国家看齐，用中原地区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如《史记·楚世家》记载：“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

经过二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楚国的国力日强，在文化上的积淀也越来越深厚。即使是在政治比较混乱的楚灵王时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楚地的文化底蕴。《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其时：“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在当时像左史倚相这样学识渊博之人已大有人在了。

战国初期以后，中原地区各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而此时的楚地，除了继续发扬本土文化，又能广泛地吸纳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史记·儒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弟子列传》：“澹台灭明……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从《史记》的记载看，在战国早期，儒学南行至楚并逐渐繁荣发展起来。《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通过孟子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楚地的学者，在学问上已经不逊于北方邹鲁之地的学者了。而我们深究孟子这段话的本意，并不是单纯为了夸赞陈良这一楚地的杰出人物，而是为了证明所谓的“用夏变夷”所取得的成果。显然，陈良可能只是一个个案，在孟子那个时代中原文化在楚国或许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从考古发掘认定的简帛文献材料的时代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北方学人南行，楚地之人北学，直接促成了楚地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扩展。

另外，《荀子·非十二子篇》据廖名春先生考证写于荀子居于兰陵之时^[28]。李锐认为《非十二子篇》“内中猛批子思、孟轲，以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说明这些人的学说至少在当地广为流传，从楚地所出土的简帛材料来看，这一推测至少部分可以成立”^[29]。而与此同时的秦国，对儒家文化却是极不重视，“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与秦国相比，楚国文化的包容性尽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