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简《老子》看早期儒道关系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都是“史文阙轶”时期的文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楚简的重见天日和浚求博证，势必促成对先秦学脉、儒门多派、儒道关系、儒墨关系以及经学源流等重大问题的重新梳理和重新定位。”[4]
1.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关系
关于老子的生平，从古至今学界众说纷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的籍贯、生平虽不详尽，但还算脉络清晰。只是后面加上了“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使得后人对老子到底是何人争论不休。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对此略作总结，他说道：“今以为《老子》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参看第二章第一节）。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参看第五章第二节）。”[5]冯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则若有老子其人，其为战国时人定矣。
此外，侯外庐等先生结合战国的时代特征以及《老子》一书的思想特征，也认为《老子》一书出于战国时代。“曲解孔、墨的人也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中寻找理论，因而展开了对自然史的认识的诘辩。老子的形而上学的‘道’的学说的出现，也正具有这一时代的特点。”[6]“战国之世乃是古代显族社会的矛盾已经扩大了的时代，老子正是从现实社会中看出了种种互相统一着的矛盾与对立。”[7]由上述可见，我们一般认为老子其人与孔子同时代而年龄略长的观点，好像并不是什么定论。尤其自清代以来，对这种传统观点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司马迁只是秉笔直书，把所知之史实、所听之传闻都如实记载下来而已，并非对自己前面叙述的直接否定。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的早出，也为老子是孔子同时代人而略早这一史实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研究早期儒道两家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梳理一下孔老之间的关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郭沫若先生说：“《论语·述而篇》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就是老聃。《礼记·曾子问》记载四处论礼的话，孔子都说是‘闻诸老聃’。孔子既向老聃问过礼，想来于老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定是曾经接触过的。”[8]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同意陈鼓应先生的观点：“先秦的三大不同学派都共同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所有的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孔子学于老子’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9]
2.儒道互绌与对立的由来
刘泽亮说：“在考察先秦儒道关系时，司马迁的一段话，成为人们形成‘成见’的一个重要依据：‘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焉？’由此，先秦时儒道关系从齐鲁异政而异说始，后来更衍为荆楚学风与邹鲁学风之异。”[10]另外，现通行本《老子》（王弼本）中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反儒的语句以及《庄子》一书对儒家“仁义”、“圣智”的批评在后人的脑海里固化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早期的儒道思想之间的矛盾是极其尖锐的，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其实司马迁的这段话，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看出一丝端倪：所谓“世之学老子者”，显然是指后世之学老子者，甚至就是指与司马迁同时代的道家学者。如此，这段话很有可能反映的是汉初儒道之间的关系，以此为据而证早期儒道互绌者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通行本《老子》中的反儒的语句，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我们确实不能辨其是非。幸而楚地简帛文献的出土，尤其是楚简《老子》的出土，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3.从楚简《老子》看早期儒道关系
我们前面说过，关于儒道之间的关系，人们倾向性地认为早期的儒道关系中对立、冲突占主导地位。而“郭店楚简的出现使我们目前可以对先秦儒道及其关系，勾勒出一个较之以前更为客观、更为符合思想史实与情理的大致轮廓”[11]。
郭店楚墓竹简大致可分成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两类：属于道家的有2种4篇，即《老子》甲、乙、丙三组和佚文《太一生水》一篇；属于儒家的共有11种14篇。李学勤先生认为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4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12]。“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亦出自湖北江陵一带，李学勤先生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13]马承源先生说曾“两次请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对竹简作了历史年代测定，由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仪测出竹简距今时间为2257±65年”[14]。由此可见，上博简的真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现通行本《老子》（王弼本）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反儒的语句，《庄子》一书对儒家“仁义”、“圣智”的批评，加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使得长久以来人们误以为先秦时期儒道关系一直是十分紧张的，然而我们从郭店楚简《老子》文中发现，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15]裘锡圭先生说：“从简本看，‘仁义’和‘圣’都没有进入‘绝弃’之列。”[16]这是楚简《老子》和通行本最大的不同之处。抛开楚简《老子》是墓主人对《老子》一文的改写的观点（没有文献证据），很显然，楚简《老子》并没有通行本那么强烈的反儒倾向。
楚简《老子》（丙本）：“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池田知久曾就楚简《老子》里出现的几处“安”字做了比较详细考证，认为这些均为句末语气词“焉”的假借字，而作为反义疑问词的“安”、“案”、“焉”的例子一个也不存在[17]。楚简《老子》中的“安”，同于帛书本，可读为“焉”，意为“于是”。那么，这里老子是在反对“仁义”、“孝慈”、“正臣”吗？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好像也不是。
《淮南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对我们正确认识郭店楚简《老子》（丙本）的这段话有所帮助。《淮南子·俶真训》：“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在《淮南子》里，“道”、“德”、“礼乐”、“仁义”都是行道所必需的，可能有先后、主次之分，但却是相辅相成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简本《老子》的这段话，就不难理解了。裘锡圭先生说：“老子强调在道德废弃之后才有仁义，以仁义为低于道德的境界。按照儒家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对仁义的贬低。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老子一定鄙弃仁义的结论。”[18]李存山先生说：“简本中的‘仁义’，是与‘孝慈’、‘正臣’并列而言的，因此，这里的‘仁义’可以理解为是比‘大道’次一等的道德观念，道家对此虽不肯定，但也不是绝对地否定。”[19]“究其根本，都是认为如果大家都可以依靠的那个‘大道’不出问题的话，本来是用不着仁义的。”[2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有所解释，我们以楚简《老子》的这几处与通行本的不同来还原早期道家思想，并不是揪住两根救命稻草不放。而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内容及其实践途径本就不同，而这两处又是其中少有的、比较重要的双方思想的交集之处，因而从中我们说这反映了早期儒道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毫无问题的。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道儒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即使有矛盾，也主要局限于方法论之争。孔老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他们有共同的思想来源，而且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以及思考解决的问题也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所走的路线和采取的方法却是不同的。《周易·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是对孔老思想异同的最好的概括。
从楚简《老子》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儒道关系是相对缓和的，我们说的“相对”就是相对于战国中后期以及秦汉以后。另外，我们认为早期儒道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存在着地域、时代、派别等方面的种种差异。总而言之二者的关系在思想内容上的对立是一个方面，相互融合和互补也是他们之间整体关系的另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