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邱祖语录》的真实性古人没有怀疑过。潘静观^[2]《语录后序》明确称其为“长春遗录”，并详细介绍了其秘传与面世的过程。从潘静观称《邱祖语录》“确是我祖最后微言”、“乃龙门嫡嗣”^[3]来看，他显然没有怀疑过《邱祖语录》的真实性。不仅如此，他还对其丹道理论有极高的评价，其言：“盖祖□传世者，向来有丹经、语录两种，丹经半为旁门附会，颇失其真，其不杂者，仅得《青天歌》一篇，语录虽与马、谭诸真并存《道藏》中，今世所传者，寥寥数则而已，未若是篇之洞明宗要，字字金针，得者可以印心，未得者可以悟入，为能当机而破惑也。”^[4]以上所言丘处机遗著“向来有丹经、语录两种”，是指《大丹直指》和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真仙直指语录》中的《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除此之外，丘处机还有诗集《磻溪集》和《鸣道集》，《鸣道集》失传，《磻溪集》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潘静观《后序》中提到的《青天歌》即出自《磻溪集》。丘处机的著作不只是《大丹直指》与《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磻溪集》也不仅仅只有《青天歌》一首诗，而潘静观之所以只提丹道、语录和《青天歌》，是因为其在此所言主要是指丹经。丘处机著作虽多，但讲丹道理论的却不多，比较重要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这几种。显然，潘静观认为，《邱祖语录》不仅是丘处机讲道的语录，而且还是其丹道理论的代表作，真可谓“洞明宗要，字字金针”，由此“可以印心”、“可以悟入”、“能当机而破惑”，乃龙门派嫡传秘籍、“无上法宝”。

按照《语录后序》记载，潘静观的师父是全真龙门派第四代传人云阳道人朱元育，而朱元育的师父是张碧虚。《道藏辑要》虚集一收有《周易参同契阐幽》一卷，署名“云阳道人朱元育阐幽”，前有朱元育作于清康熙八年（1669）的《参同契阐幽序》，其中详细介绍了自己修道的经历，并提到与弟子潘静观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一起读《参同契》之事。除此之外，《语录后序》又提到庄惺庵曾助印《邱祖语录》^[5]，按照森由利亚考证，这里提到的庄惺庵与同许志琳等一起扶乩《太乙金华宗旨》的是同一个人^[6]，其主要活动于清初。以上表明，潘静观是活动于明末清初的人物，而《邱祖语录》第一次付梓刊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朱元育、潘静观、庄惺庵等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济一子道书十七种》的编者傅金铨主要活动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其《济一子道书十七种》编辑于清嘉庆年间，从他称该书为《邱祖语录》来看，当时他也没有怀疑过其是否出自丘处机。

第一个怀疑该书可靠性的人是日本学者森由利亚，他在研究全真道龙门派的形成时关注到这个问题，先是在文章中简单谈了对该问题的看法，后来又专门撰写《关于〈邱祖语录〉——对于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谱系观的补充考察》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其最后的结论是：“《邱祖语录》并非是丘处机留给后世龙门派的，而是不曾直接受过丘处机教诲的、后世的丘处机信奉者为求与丘处机的传统相连而作的语录。”^[7]在该文中，他主要提出了四点理由来证明他的结论：（一）《语录后序》的作者与年代不符。（二）《语录》中有许多术语不可能出自丘处机时代。（三）《语录》中丘处机的形象与其他文献不符。（四）《语录》中的“回光说”与丘处机时代全真道说法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