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四条理由是《语录》中的“回光说”与丘处机时代全真道说法大相径庭，这是四条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森由利亚据此认为，《邱祖语录》非丘处机或其弟子所作，而是明代以后某人的作品。针对以上结论，其提出了两点理由：其一，丘处机著作中没有找到回光的说法。其二，将回光与眼光相联系明代以后才散见于文献。
按照森由利亚的说法，“回光说”最早产生于北宋末年之前的禅宗文献，“在《道藏》资料中，‘回光’或者‘回光返照’这样的语句在金元以后，特别是全真教资料中比较多见。……这些用法应该可以看作全真教吸收了禅宗的术语”[29]。言下之意，似乎全真道的“回光说”来自佛教禅宗。对于“回光说”的起源，萧进铭曾在《丘处机回光说的内涵、源渊及发展——兼比较禅宗的“回光返照”说》一文中有详细探讨。萧先生认为，全真道的“回光说”并不像森由利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源于佛教禅宗，也不像其所说的那样产生于金元时期，而是“我们的确可以在《道德经》一书当中，看到王、丘二人所主张之‘回光法’的理论雏形及思想渊源”[30]。而到了庄子之时，这种道家回光的修炼传统已粗具体系，汉代道教经典《太平经》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王重阳之时，基本上已经理法兼备，发展得相当完整，并且也将之作为修丹的根本方法。到了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则更是对于其中的理论及方法，做出更为详实、明确的阐述与发挥，使回光法更趋于圆满完备”[31]。在萧先生看来，“回光说”是道家道教一贯的传统，而丘处机恰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萧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把《邱祖语录》作为丘处机作品，既然《邱祖语录》是否出自丘处机尚不能确定，那么，若抛开《邱祖语录》，是否还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呢？
森由利亚认为，丘处机并没有提到“回光说”，其言：“笔者没有在关系重大的丘处机自己的著作中找到“回光”这个词。在丘处机的诗集《磻溪集》中没有一个回光的用例。《大丹直指》虽然被《道藏》作为是丘处机的著作收入了，但把这部文献认作丘处机所作还有很多疑点。即使如此，查找其中，也没有发现言及回光。”[32]诚然，若抛开《邱祖语录》，确实不能从丘处机的文献中找到“回光”一词，但《磻溪集》与《大丹直指》中却多次提到“光”。《磻溪集》卷一《众道友问修行》云：“道眼无光慵入市，天心难合且随波。”[33]卷二《景福山居》云：“何时朴直道心显，慧日开张天眼明。”[34]卷三《青天歌》云：“万象森罗镇百邪，光明不显邪魔王。”[35]卷四《修道》云：“寂灭无心地，光明耀太虚。”[36]卷六《玉炉三涧雪·自咏》云：“飘飘法界任西东，到处神光覆拥。”[37]显然，以上提到的“光明”、“神光”、“道眼”、“天眼”等都是丹道术语，与《邱祖语录》中所讲的“光”属同类的范畴。《大丹直指》也提到了“红光之色”[38]、“金光一道”、“金光满室”[39]、“目见金花，体有圆光”[40]、“前有红光，状同莲花，遍身有真气，色若金光”[41]等与“光”相关的说法，且皆为内丹修炼过程中所见到的景象，与《邱祖语录》中“回光”之“光”相同。除《磻溪集》和《大丹直指》外，还有一些文献所称引的丘处机的话中也提到了“光”的问题。比如，《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二云：“师父云：至人岂止以踵，上下一段光明也。故有云：大光明罩紫金莲。金莲，心也。”[42]以上的“上下一段光明”、“大光明罩紫金莲”等语句，可以作为丘处机明确谈到“光”的确凿证据。
丘处机多次提到“光”，并不意味着他有“回光”的说法。正如森由利亚所言，除了《邱祖语录》外，其他文献中未见丘处机提过“回光”一词。然而，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中的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等都曾明确提到过“回光”，显然“回光法”是早期全真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内丹修炼方法，作为王重阳最得意弟子的丘处机没有提到此法，似乎不合常理。按照《邱祖语录》的说法，光可以分为内光与外光，其云：“学者现有外光，几在目也。太阳流珠，将欲去人顺也。逆而内之，金华含包矣，有内光，迷而失之，六欲牵之，妄想惊其神也。”[43]“外光”是指眼光，即视觉感官向外捕捉到的光芒；“内光”是指智光，即抛却一切视觉感官的作用，通过收视内观所见到的光明。《邱祖语录》中“回光”的“回”字，就是“返”或“逆”的意思，“回光法”是一种通过返观内视以见光明的修炼方法，所以“回光”往往与“内观”相联系。丘处机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回光”一词，但《大丹直指》中却多次提到“内观”，而且专门有“内观起火”之法，在提到内观时，又往往同时提到“光”。上引《大丹直指》中所提到的“气迸金光”[44]、“体有圆光”[45]等，皆为修炼者返观内视所见之景象，虽然没有使用“回光”一词，但指的即是“回光法”。假若说《大丹直指》有非丘处机作品之嫌的话，《磻溪集》卷一《季冬八日大雪》中所说的“返观性命阴阳理，始识虚无造化功”[46]，则是丘处机明确提到“返观”最有力的证据。
森由利亚还认为，早期全真道并不特别重视眼光，把回光与眼光联系起来是明代以后的事。事实是否如此呢？在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文献中，只有王重阳在《玄玄歌》中提到过“眼光”一词[47]，除此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过。但是，他们却经常提到“道眼”、“天眼”、“眼根”、“开眼”等词汇，而且都是作为内丹术语被提到的，这说明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已经意识到“眼”在丹道修炼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尚未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对于丘处机来说，除了经常提到以上所说的与眼有关的术语外，还屡次提到“蟾光”一词。《磻溪集》卷一《自咏》云：“每到夜深云霁处，蟾光影里学吹笙。”[48]卷二《八月十日，自昌乐县还潍州城北玉清观，作中秋诗》云：“蟾光不解留人意，澹澹青霄只自如。”[49]又云：“邦君士庶皆修德，好放蟾光与众看。”[50]“蟾光”一般是指月光，但在丹道术语中，“蟾光”则是指“眼光”。《邱祖秘传大丹直指》中不仅明确讲到“蟾光即眼光”[51]，而且还把眼光与回光联系了起来。上引丘处机的诗句，表面看起来是在写景，而“蟾光”也似乎是指月光，但若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内丹学意味，丘处机实际上是借写景来比喻丹道修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森由利亚提出的四条理由都值得商榷，至少可以说，仅凭此来判定《邱祖语录》非出自丘处机，证据尚嫌不足。虽然目前仍无更为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邱祖语录》确实是丘处机的语录，但从王重阳到丘处机的全真道回光说发展脉络来看，把其视为丘处机的作品，更为符合全真道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更何况《邱祖语录》最后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与《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基本相同，而两者在风格上也差别不大，没有理由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因此，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虽然《邱祖语录》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窜入了后世才可能有的一些术语，甚至还经过了全真道后学的技术加工与理论提升，但仍然反映了丘处机的思想。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2]对于潘静观的生平事迹，尹志华《〈太乙金华宗旨〉的问世及其道派特征考》一文有详细考证，文载《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10年4月。
[3]《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9页。
[4]《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90页。
[5]《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90页。
[6]Identity and Lineage：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in Qing China.Daoist Identity：History，Lineage，and Ritual.Livia Kohn，Harold Roth（eds），Hawaii Univ.Press，Honolulu，2002.
[7]『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8]《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90页。
[9]『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10]『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11]『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12]《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4页。
[13]『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14]大宗师是蒙古皇帝赐予全真道掌教的封号，据现存文献记载，第一位得到这一封号的全真掌教是尹志平，册封大宗师之号是在丘处机死后的事，丘处机自己根本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此，张广保言：“考蒙元时期的全真碑刻，全真掌教被冠以具有爵位性质的大宗师之名者，应始于第二代掌教尹志平。……丘处机虽有其实，而无其名。”（张广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青松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15]『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16]《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4页。
[17]《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5页。
[18]《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4页。
[19]《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4页。
[20]《道藏》第19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25页。
[21]《道藏》第32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22]《道藏》第33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23]《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3页。
[24]《道藏》第32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41、443页。
[25]《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5页。
[26]《道藏》第3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81、482页。
[27]《道藏》第3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82页。
[28]《道藏》第3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83页。
[29]『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30]萧进铭：《丘处机回光说的内涵、源渊及发展——兼比较禅宗的“回光返照”说》，《丹道文化》2003年第28卷第30期。
[31]萧进铭：《丘处机回光说的内涵、源渊及发展——兼比较禅宗的“回光返照”说》，《丹道文化》2003年第28卷第30期。
[32]『邱祖語録』について--明末清初の全真教龍門派の系譜観に関する補足的考察』，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雄山閣出版社，1998年。
[33]《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11、812页。
[34]《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17页。
[35]《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1页。
[36]《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1页。
[37]《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42页。
[38]《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96页。
[39]《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98页。
[40]《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99页。
[41]《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01页。
[42]《道藏》第33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
[43]《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86页。
[44]《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00页。
[45]《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99页。
[46]《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15页。
[47]《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38页。
[48]《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11页。
[49]《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1页。
[50]《道藏》第25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1页。
[51]丘处机：《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