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稳定，物力雄厚

传戒的顺利举行要以传戒宫观强有力的经济作为保障。在传戒之前，传戒宫观需要修制传戒中所应用的道具，储备食品，添加应用物件，修制圜堂桌床，选拔传戒大师，雇成衣匠、锡匠、刻字匠，制作受戒道士所穿的戒衣，制作受戒道士的规、钵、简等。开戒考试之后，还要刻印登真箓^[8]。此外，开坛演戒时间较长，传戒宫观为受戒弟子所担负的花费也会相应增加。全真传戒日期和戒期都没有明确限定。“开坛演戒，挂号转单各处稍异。或有上元，或有中元，或有下元，总依三元传戒。或九年，或三年，或一年半载不等，而成都二仙庵自光绪癸未，有慧安宋律师至京都白云观云溪高老律师坛下受三坛大戒，接法回川于戊子岁开坛演戒，每期一年，连开五次，至甲午岁传法于和，乙未开期仍照前章，至丁酉年，因公改作半年一期。”^[9]由此可见，戒期十分漫长，纵然“受戒弟子在经三天客饭后，会到账房缴纳受戒费用二十元大洋”^[10]，但与传戒所需庞大的开支相比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宫观自身经济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雄厚的宫观经济实力是二仙庵传戒取得圆满成功的关键因素。二仙庵的经济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依靠田产所获得的收入是主要途径。早在建庵之初，赵良璧除捐修庵堂殿亭之外，还于“近庵处，置田二契，用价八十两”，并规定“凡本司契买之地，止完正粮，不许一毫私派”^[11]。这是二仙庵最早的地产来源，此后又有住持方丈购置，官员绅士、信徒居士捐赠。至民国年间，二仙庵已拥有众多地产。据《四川省志·宗教志》载：新中国成立前夕，青羊宫、二仙庵共有田地730亩，街房87间，仓库60多眼。其中，青羊宫约有田地18.76公顷，土地约6.67公顷，街房81间^[12]。据此，可推测出二仙庵拥有田地约为449.95亩^[13]，街房6间。近450亩的田地，单靠二仙庵的道众是无法全部耕作的，二仙庵必然将大部分田地出租，田租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收入。因出租6间街房所获得的租金也是对二仙庵经济收入的补充。

因花会而获得的收入是二仙庵另一重要经济来源。成都花会，由来已久。早在唐代，青羊宫附近就出现了花市^[14]。元明时期，花会衰落，清代得到恢复，但直到清末仍没有规定场所，每年农历正月末二月初，便租青羊宫、二仙庵附近的农田，临时搭棚，作为会场^[15]。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商务劝工局总办沈秉堃向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呈文，拟将青羊宫花会改为商业劝公会^[16]。名称虽有变化，但展区仍在青羊宫、二仙庵。1906年，举办第一次商业劝公会时，二仙庵、青羊宫被选为陈列地段，“共占面积一万二千八百七十方丈，分为四区：自会场入口至二仙庵山门为第一区，自山门至庙内各处为第二区，二仙庵大殿至青羊宫山门为第三区，青羊宫庙内为第四区，凡百货物各以类从，陈列井然”^[17]（详见图1）。据孙跃中研究，至1911年，四川已成功举行六次劝业会，其主要场地仍以青羊宫、二仙庵为主。民国初年（1912—1919），劝业会回归庙会，二仙庵及青羊宫两庙仍是商品陈列与营业的主要地方^[18]。自1920年始，劝业会又得到复苏与发展，至1927年劝业会渐趋活跃，抗战前夕，劝业会达到顶峰。特别是1929年成都第九次劝业会特设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二仙庵更是成为首要展览会场。具体情况见表1^[19]。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劝业会几乎停办，但以青羊宫、二仙庵为主要阵地的传统花会仍然年年举行。此时劝业会虽已萧条，但青羊宫、二仙庵香火旺盛，香客如云，其原因可能是时处战争年代，人们前来进香以期望得到神灵保佑。

综上所述，二仙庵一直是举办花会、劝业会的主要场所，作为主要场所的二仙庵必然因出租会场而获得丰厚的收入。以1946年劝业会为例，此次“整个会场占地共百余亩，其中青羊宫占40%，二仙庵占30%，其他30%”^[20]，这是二仙庵在出租场地史上首次退居第二。由此可知，在举行劝业会时，二仙庵长期处于出租场地的首位。当时会场地租较高，以每方丈计，“甲等7200元，加公费1400元；乙等6000元，加公费1200元；丙等4800元，加公费1200元；丙等4800元，加公费1000元；工商区1800元，公费200元；花地400元，加公费100元”^[21]。1946年距1942年二仙庵传戒很近，具有很强的参考性。此外，据1935至1937年在二仙庵所办的中药铺中做学徒、店员，并在二仙庵受戒的杨锡民回忆，“每年花会前（正月后），二仙庵的楠木林、临街之二十余亩土地以及庙内空闲的地方，均被租用搭棚做买卖。年收入达千余元大洋，足够本庙半年之用”^[22]。二仙庵是花会场地的主要出租者之一，而花会无论规模大小，几乎没有断绝，所以由花会所带来的收入是二仙庵的又一主要经济来源，且比较稳定。

图1　成都商业劝工会场全图

表1　1929年成都第九次劝业会各类展览分布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