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丛林，声名远播
宫观是否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是传戒能否成功举行的又一重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以来开坛说戒的宫观有北京白云观、西安八仙庵、周至楼观台、沈阳太清宫、武汉长春观、蕲州玄都观、留坝张良庙、杭州福星观、浙江净名道院、乐清羊角洞、济宁长清观、镇海渊德观、成都二仙庵、双城无量观、四川青城山古常道观、辽宁千山五龙宫等[28]。这些宫观的相似点之一就是极具影响力，对中国道教，特别是对全真道的发展影响深远。
成都二仙庵是我国西南地区为数不多具有传戒资格的十方丛林之一，是统治者大力支持的全真道宫观，而且二仙庵人才济济、宫殿宏伟、文人墨客常聚于此都使得二仙庵声名远播，成为极具影响力的道教宫观。
二仙庵自建立之日起就与地方要员、上层统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29]，特别是康熙皇帝曾亲自接见开山鼻祖陈清觉，并予以赏赐，这些无疑会提高二仙庵的权威性。
宫观是否有著名道士，是决定宫观影响力大小的主要因素。二仙庵人才辈出，为二仙庵赢得了声誉。二仙庵始祖陈清觉是全真龙门碧洞宗一门的开创者，其道法精神，为人敬仰。陈清觉传有弟子多人，且多为四川各地宫观的住持。除担任过二仙庵住持的吉一法、陈阳紫、党来忠、喻复正、吴本固、甘合泰、张教和、张永亮、苗理圭、宋慧安、阎永和、王宗生、熊理斌、王伏阳、申信筠、邹崇品、王妙生[30]外，还有著名道教学者易心莹，著名高功江至霖、彭鹤年、张至益、李真果等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因此，二仙庵拥有一批道法精深的人才，其影响范围必然得到扩大。
宫观建筑规模为判断宫观影响力的大小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体而言，宫观建筑规模与其影响力成正比。据《二仙庵殿堂志》载，二仙庵除山门外，共有五重殿。第一重殿为灵官殿，其左侧为云水堂、右侧为门头师住所，其后有百神殿和九皇殿；第二重殿为玉皇殿，穿堂连接左右廊房，左廊坊有七间，外为客堂，后院为监院、客、寮、库、财等职事办公之地，右院为饭堂、大厨房、库房；第三重殿为吕祖殿，共七大开间，台基之高、台阶之多显示出其雄伟与庄严，吕祖殿左右又有库房、寮房住处，御书阁、来鹤亭；第四重殿为二仙殿，其左右两侧为廊房，是道士们的住所；第五重殿为斗姥殿，左侧有方丈堂，右侧有“丹台碧洞”书房[31]。由此可见，二仙庵规模较大，影响力与之相应。同时，二仙庵殿堂的修建资金，在较大程度上来源于善男信女的捐助，这也说明二仙庵极具影响力，因为大多数善男信女会把影响力较大的宫观作为自己的捐助对象，以求功德圆满，特别是自宋慧安方丈接法回川开坛说戒以来，举行了多次传戒，二仙庵更是名声大噪，为更多人所信仰、供奉。
此外，二仙庵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其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可能。从全国范围来看，二仙庵处于西南地区。相对而言，西南地区享有盛名的全真宫观并不多，这使得具有传戒资格的二仙庵几乎一枝独秀。从四川省来看，二仙庵位于成都市，而成都是著名的天府之国及仙府，这就使得二仙庵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拥有更广泛的信徒。从成都市来看，二仙庵位于成都市西郊，与青羊宫、杜甫草堂、武侯祠相邻[32]。青羊宫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是老君的再次降生之地。特别是唐玄宗、僖宗避乱时曾以青羊宫为行宫，使得青羊宫影响力大增。二仙庵与之相映成辉，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道教圣地。道教圣地的形成，反过来又促成二仙庵被广泛熟知。杜甫草堂、武侯祠极负盛名，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经常出游之地，来此游玩的人在闲暇之余也会光顾二仙庵，甚至留下了广为传颂的名句。
图2 民国二十二年（1933）成都街市图
注：○表示二仙庵所在地；◇表示青羊宫所在地；△表示武侯祠所在地。该地图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2012年1月第1版。
道教在近代的发展举步维艰，传戒是其较好应对全真道衰落的方式之一，这种应对是对传统道教走向衰落的一种抗争，更是一种宗教自觉。民国三十一年（1942）成都二仙庵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物力、官道之间的良好互动、宫观自身的影响力等因素成功地举行了传戒仪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民末成都二仙庵传戒环境。虽然本文仅对民国三十一年（1942）成都二仙庵传戒环境进行了探析，具有特殊性。但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民国三十一年（1942）成都二仙庵传戒是在战争频仍、道教极其衰落的情景下进行的，因此本文所探析的成都二仙庵传戒环境因素也反映了历代全真道公开传戒所需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具有一般性。
（作者王辉刚，武汉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梅莉，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本文得到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家道教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资助。
[2]有关《成都二仙庵壬午坛登真箓》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成都二仙庵壬午坛登真箓〉初探》，熊铁基等主编：《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会议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0～358页。
[3]《成都二仙庵壬午壇登真箓》（1942）。
[4]参见《大革命洪流中的重庆》，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1984年，第28页。
[5]李绍明，万本根等编：《20世纪四川全纪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6]参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中册，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页。
[7]参见高万桑，刘迅主编：《登真成道：近代全真道登真箓及有关传戒辑选介绍》，宗教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感谢二位编者在出版之前让我使用该资料。
[8]李和春，丁常春编著：《青羊宫二仙庵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2006年（内），第71页。
[9]阎永和校刊：《玄都律坛传戒引礼规则》，二仙庵刻本，第1页。感谢刘迅教授提供该资料。
[10]李和春，丁常春编著：《青羊宫二仙庵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2006年（内），第71页。
[11]《重刊道藏辑要》翼集一，二仙庵刻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09页。
[12]参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32页。
[13]1公顷＝15亩，18.67公顷＝280.05亩，730亩－280.05亩＝449.95亩。
[14]彭红碧：《成都花会小史》，《成都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5]余文倩：《青羊花市景无边——花会与民国时期成都市民的娱乐生活》，《文史杂志》2012年第1期。
[16]《四川官报》，丙午（1906年）第四册“公犊”
[17]见《四川成都商业劝工会章程》，《四川官报》，丙午（1906年）第四册，专件，转引自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18]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19]资料来源见《成都常识周刊》1929年第3卷，《劝业会专号》，转引自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20]《新新新闻》1946年3月11日第9版，转引自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21]《新新新闻》1946年3月11日第9版，转引自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22]杨锡民：《我所了解的成都二仙庵》，《宗教学研究》1984年第1期。
[23]刘迅：《清代南阳玄妙观传戒考略》，《“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金坛茅山乾元观，2012年10月10日～13日。
[24]《重刊道藏辑要》翼集一，二仙庵刻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10页。
[25]参见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
[26]参见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0页。
[27]梅莉：《民国〈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箓〉探研》，《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
[28]以上宫观据梅莉教授《民国〈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箓〉探研》一文中的表3“清代嘉庆以来开坛传戒大师与受戒人数”与高万桑、刘迅先生主编的《登真成道：近代全真道登真箓及有关传戒辑选介绍》统计得到。
[29]前文已阐述二仙庵与历代官方的密切联系，此处不再详述。
[30]参见李和春，丁常春编著：《青羊宫二仙庵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2006年（内），第27～28页。
[31]参见李和春，丁常春编著：《青羊宫二仙庵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2006年（内），第40～43页。
[32]具体位置可见图2“民国二十二年（1933）成都街市图”，因为此地图反映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距民国三十一年不远，因而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