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与儒家的生态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在对道家生态智慧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应在大的中国传统背景下，考虑儒家及民间信仰与道家道教共同的影响。

卡利科特（J.Baird Callicott）注意到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主要引用道教，如果能将儒家的社会模式从人类社会转到生物界，生态整体主义就应在生态之网中增加另一个纬度。所以在整体的中国思想中，而不仅在道家里，“发展出一种基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伦理的潜力是巨大的。古代中国思想对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全球意识的潜在贡献也是巨大的”^[27]。塔柯尔（Mary Evelyn Tucker）女士指出：中国的道家和儒家在自然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两者都重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家是自然中心的，儒家则是社会中心的；道家强调基于“道”的初级因果关系，儒家强调人类活动的次级的因果关系；道家主要关心个人与道的生态平衡，儒家强调人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家鼓励个人的俭朴，以及与自然直接接触，儒家强调以变动的自然模式来协调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为了与道一致，道家认为应该回避过度的社会、政治事务，儒家则认为社会和政治义务对创造一个有序社会是必不可少的；道家提供的理想统治是微妙的、间接的、超然的，而儒家需求一个北斗星一样的道德管理者；道家追求质朴和自然，儒家看重教育和道德实践。为了理解和尊重自然，我们需要道家对自然原则和过程的微妙认识，但没有儒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也许会失去改变掠夺自然行为的机会；道家要求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儒家呼吁再度思考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道家的生态立场对当今世界有着巨大的潜力，其自然生态思想与深生态学密切相关，儒家亦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28]。

加州大学的安德森（E.N.Anderson）教授在《梅花树：环境实践、民间宗教与道教》一文中指出：早期道教对自然的思考建立在民间信仰上。早期道士书写得更多的是自然世界的超自然方面，而不是其自然方面。道士们在萨满式的游历中上天入地，而儒家承担着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道教遵循着儒家的生态律令。道教没有能与孟子的“牛山”故事相比的生态关怀。东亚的生态主义者应该是儒家而非道家。道家的特殊贡献是集中于事物的玄妙方面，他们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了其他的领域，其自然倾向弥补了儒家对人类生活的集中思考^[29]。而拉菲尔丝（Lisa Raphals）女士的文章却说牛山故事里几乎没有资料说明其劝导起过实际的作用^[30]。培珀尔教授（Jordan Paper）在《“道家”与“深生态学”：幻想与可能》一文中认为应全面地看待中国思想，充分认识到在很早的经典中就已经提及环境的退化。一个持久的、清晰的态度，应从孟子而不是庄子开始，配合醮仪，对重新端正西方和中国的环境态度都十分有益^[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