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道互动，道岸同登

全真道的传戒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秘密传戒，另一种为公开传戒。“因设立‘玄都律坛’式的传戒过程基本是公开仪式，所以这种传戒仪式的举行在理论上是受制于礼部的控制的。这其中的理由自然是由于明清以来的国家律典都严格地管制着省府州县的僧道人口数目，所以任何丛林宫观都不得肆意通过传戒来增加各地僧道人数。不过，礼部和地方官员是否会严格地执行这种控制又当别论。”^[23]特别是自民国以来，传统道教的庇护政权灭亡了，道教必须努力适应新环境，与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

二仙庵与官方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二仙庵的建立与时任通议大夫四川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赵良璧密切相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曾学道于武当太子坡的龙门派第十代传人陈清觉在青羊宫之东缘遇赵良璧。赵良璧素好仙访道，且与陈清觉甚感投缘，于是鼎力相助陈清觉兴修二仙庵。二仙庵的开山之祖陈清觉不仅与四川按察使赵良璧、藩司、护府、各县县令交往频繁，而且还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康熙帝的接见。康熙四十一年（1702），陈清觉被请于朝堂，并得到圣祖所赐额文“丹台碧洞”及《悟真篇》“赤龙黑虎各东西，四象交加戊己中；复姤自兹能运用，金道谁道不成功”诗一章^[24]。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仙庵最重要的捐修者赵良璧奉旨总藩两浙，其后布政使孔毓均、臬宪高其佩、太守刘世奇继赵良璧之志，重修二仙庵。嘉庆十年（1805），敕封吕洞宾为“燮元赞运警化孚佑真君”，春秋崇祠，具体时间为每年二月初四日、八月初四日，并要求各省都要建专祠祀吕洞宾。当时四川省崇祀吕洞宾的专祠便是二仙庵的吕祖殿。嘉庆十九年（1814），资州刘炯曾造吕洞宾像于二仙庵祀之。嘉庆二十年（1815），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巡抚事，智勇巴图鲁常明担任主祭官，带领四川各界军政要员到二仙庵吕祖殿进行了首祭。道光年间，四川总督裕诚手书“十方丛林”赠予二仙庵，并要求二仙庵化私庙为公庙。光绪年间，二仙庵又受到前县主、县府、藩县、监县等官员的关心并拨款整修。

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阶段，传统道教也面临新的政治环境，道教界开始着手改变自己。民国元年（1912），北京白云观住持陈明霖、奉天承德县太清宫葛明新、江苏上海县白云观赵至中等十八名道教代表在北京发起成立道教会。同年八月四日，得到“准予立案”的批复。中国道教第一次有了合法的道教会组织^[25]。面对全国道教改革潮流，成都二仙庵王妙生与青羊宫刘教宾等于民国二年（1913）五月，联名发起建立四川道教总分会。五月三十一日，四川行政公署批准“准予立案”^[26]。由此可见，二仙庵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能顺应时代潮流，主动与民国政府合作。

公开传戒作为全真道重大的宗教活动也必须得到官方的支持。例如民国十四年（1925）湖北长春观的传戒得到了时任湖北省省长的萧耀南的大力支持，并赐予了“道岸同登”的匾额^[27]。二仙庵的传戒同样也需要官方的支持，二仙庵从建立之日至民国年间始终与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特别是民国以来与地方官员的良好互动促进了四川道教的发展，为民国三十一年成都二仙庵传戒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