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处西南，社会较稳

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处于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而且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形成防区制，持续时间长。民国十五年（1926）后，四川逐渐形成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扬森、刘存厚为代表的实力派。他们在四川各占一块地盘，实行军阀、官僚、豪绅三位一体的军政统治体系。民国十六年（1927），四川军阀几乎全部投靠了蒋介石^[4]。至此，四川政治表面趋于平静，据1926年9月26日《大公报》报道：东方社东京电，据外务省接电称，四川成都、重庆及上流地方形式已告平静，该地日侨陆续归复^[5]。即便如此，四川各军阀之间的征战仍持续不断，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刘大战”，刘文辉败退雅安，刘湘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改组四川省政府，要求四川省各防务区首领立即交出防务区，才基本结束了四川军阀混战、分裂割据的局面，形成了短暂统一的局面。民国二十四年（1935），随着川陕苏区的迅速发展，四川成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的重要基地，直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进驻四川，四川才被真正纳入国民政府统治范围。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是中国历史上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力物力优势，成为支持中国半壁河山的后方基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6]。

宗教活动的举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从地理位置来看，二仙庵位于四川成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因而社会较为太平，尽管这种太平稳定只是相对的、局部的，但为传戒的成功举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正是有了这一稳定的社会环境，传戒宫观才能准备好传戒所需的一切，受戒弟子才能从各地区来到二仙庵受戒。放眼全国，在此阶段举行传戒的宫观为数不多。据法国著名学者高万桑先生和美国刘迅先生所编辑的《登真成道：近代全真道登真箓及有关传戒辑选介绍》^[7]所载，这一时期，除成都二仙庵外，仅有东北伪满洲国统治区域有两次传戒活动，即1943年双城无量观传戒和1944年沈阳太清宫传戒。通过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发现成都二仙庵与东北的无量观、太清宫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传戒，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当时这些地区无较大战乱，社会环境在整体上趋于稳定，纵然东北的无量观、太清宫的传戒处于伪满政府统治时期。

随着武汉保卫战的结束，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日军由于受财力、物力、兵力的限制，已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虽曾发动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大规模轰炸四川等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但终究无法深入重庆、四川。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美国对日本宣战，日本忙于太平洋战事，无暇顾及四川。加之，中国乘机加强了国防空防能力，日本除个别偷袭外，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空袭四川的行动。这与1940年日本大规模对四川的轰炸形成了鲜明对比。成都二仙庵道众正是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利完成了此次传戒仪式。

此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各信徒积极寻找精神寄托，渴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对道教宣扬的“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追求尤甚。但“学道不持戒无缘登真箓”，所以众信徒十分希望有这样一次传戒，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道士。

总之，相对稳定的地区、较为太平的年份、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需求为此次传戒提供了保障与动力，是二仙庵成功举行传戒仪式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