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字心传”源于道家思想
姜广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明理学家曾经宣称他们发现了孔孟‘道统心传’，可是宋明时期几个有代表的心性理论，无论是朱熹的重‘性’（性即‘天理’）说，还是王阳明的重‘知’（知即‘良知’）说，抑或刘宗周的重‘意’说，都不符合早期儒学的思想。”[21]姜广辉先生是以研究儒家思想著称的学者，他的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十分赞成，“十六字心传”从整体上来看，确实“不符合早期儒学的思想”。我们认为，“十六字心传”与先秦道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传承关系。
荀子与道家都指出，人心具有易变、好利的特点，这使得人们的行为往往失去正确的原则而偏离大道。于是人与人之间变得互相倾轧，逐渐脱离美好的天性；国与国之间好战用兵，社会战乱频发。这即《黄帝四经·十大经·姓争》说的“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覆倾”。由于人心的深险难识，《黄帝四经·十大经·行守》就言行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观察、鉴别人的方法：
有人将来，唯目之瞻。言之一，行之一，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枲，得而勿以。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有一言，无一行，谓之诬。故言寺首，行志卒。直木伐，直人杀。无形无名，先天地生，至今未成。[22]
如何解决由心欲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黄老道家选择了德刑兼治、遵道而行的治国原则。《黄帝四经·十大经·姓争》：“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其思想主旨就是要将易变难防的“心志”通过刑法的控制使其返回到“遵循天德”的道路上，从而与大道保持一致。
认识大道并且遵循大道是道家的一个很大的课题，“道”在道家思想中属于最高概念，《老子》第四章描写了“道”的特点：“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黄帝四经·道原》也专门对“道”的本体功能进行阐述：“道”，无始、无名，既微小又明显，“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道可生可灭、可阴可阳、可柔可刚、可损可益，既可感知又不可感知，故称“道”为“微”，有微妙难识之意。大道“神微周盈，精静不熙”，《黄帝四经·道原》又曰：
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谓能精。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极。圣王用此，天下服。[23]
圣王能够察虚知精、把握至极、感悟大道，是以天下归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提出了“能精”的思想。所谓“能精”，即“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24]，句中说的“至素至精”即理学“十六字心传”中“惟精惟一”的思想源头。
天道有定数，但凡人事要取法天道，不外乎三种情形：“功溢于天，固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黄帝四经·经法·论约》）人事用功若超过天道所限定的准度，谓之“过极失当”，这样将会遭受祸殃；人事用功若无法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就不会有功名；只有“功合于天”，方能成就功业。即“毋失天极，究数而止”之意。黄老认为，“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只有圣人才能恰如其分地遵守正确的原则，而不偏离大道。“天当”概念为《黄帝四经》所独有，而且使用十分频繁，其中“当”字有适度之意，也即得其中和之道（《谷梁传·序》疏：“当者，中于道。”），《黄老四经·经法·道法》中的“称以权衡，参以天当”，《黄老四经·经法·六分》中的“主执度、臣循理”，《黄老四经·经法·国次》中的“人强胜天，慎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先屈后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就是“循道守中”的具体方法以及对“过极失当”的警示。“功合天当”即等同于理学“十六字心传”中“允执厥中”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允执厥中”一句摘自《论语·尧问》：“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执中”也即“守中”之意，老子于此早有发挥：“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25]老子所说的“中”就是“允执其中”的“中”。
“十六字心传”的前两句源自《道经》，后两句也可在先秦道家经典中找到相互对应、较为准确的释义。由此看出，“十六字心传”在思想的发展脉络上，虽然与早期儒家整体不合，但和先秦道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密切的联系。我们固然还无法在现存的道家典籍中找到“十六字心传”的确切文字，但能够肯定的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所含思想早在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黄老学派那里就已经成熟了。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
【注释】
[1]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2]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400页。
[4]《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第1702页。
[5]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文物》1974年第11期。
[6]谭宝刚：《竹简〈文子〉所称“经”为〈老子〉考》，《许昌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7]《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第347页。
[8]《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第349页。
[9]《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页。
[10]张松辉：《老子译注与解析》，岳麓书社，2008年，第216页。
[11]《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页。
[12]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059页。
[13]余明光：《荀子思想与“黄老”之学——兼论早期儒学的更新与发展》，《河北学刊》1996年第1期。
[14]《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第1842页。
[15]《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第1842页。
[16]《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第1530页。
[17]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页。
[18]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9页。
[19]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页。
[20]《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第342页。
[21]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22]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23页。
[2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6页。
[24]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1页。
[25]张松辉：《老子译注与解析》，岳麓书社，2008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