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无名而无为，而事自定
是对“性命之理”的漠视，导致现实世界的精神的沉沦。而这种历史性的倒退，完全在于丧失了“各正其性命”的圆满人生的塑造。作为社会群体的不同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需要通过对自己的“性命”之“正”的彻底回归，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人生的现实困境，源自情感欲望妨碍了心灵的平静。“夫人之所谓美恶，皆生于情。以适情为美，逆情为恶。以至善不善亦然。”好恶之情是先验的自然本能，为每一个人普遍具有。问题是把适合自己的心理需求当作评判一切的标准，就会出现个体性取代普遍性的逻辑欠缺。决定情感变化的因素是固有的内在属性，心灵的认知能力与主宰功能，不同的个人存在着深浅的差异。因此消除个体性的不足，必然以理性自觉为前提。对此陆希声指出：“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则异。以殊异之情，外感于物，是故好恶相缪，美恶无主。”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好恶心理的相互制约，“殊异之情”充斥于世界，“美恶”等的价值评价之“主”遭到了流失。“将何以正之哉？在乎复性而已。”自我内在属性受到外物的诱惑干扰，动摇瓦解了固有的和谐宁静，“复性”的回归先验的纯洁完整，可以化解人生的危机。
因此“圣人化情复性，而至乎大同”，以期从根本上消除情感欲望与本质属性发生偏离的根源问题。“所谓有无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犹难易之相成也。”觉悟者引导每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成就“大同”的普遍和谐社会。误解了老子“有无相生”的内涵的世人，不知道“相生”的“有无”包含着对性情依存关系的规定。情的情感欲望与性的内在属性作为相互依存的整体，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如此构成了完整的个体生命。但是破坏了“大同”的人性固有的结构层次的百家众说，虽然以试图解决实现人生的根本困境为努力的目标，结果其努力反倒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的凶器。殊不知“夫为治者，以情乱性则难成，以性正情则易成”。这就是“体无名而无为，而事自定”（第二章）的顺应自然[3]。必然是“自定”的生命升华，使有限自我成为任何外在力量不可征服的绝对者。如果脱离了对“无名而无为”的形上之道的“体”的领会，那么我们必将时刻陷于“好恶相缪，美恶无主”的可悲境地。形上学问题因此在陆希声的理论建构中，成为解决自我存在以及意义问题的认识基础。心性情关系问题的日益突出，无疑是时代潮流的体现。而从主体自我的“大同”反观其形上学，实际上是同一思想原则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面对复杂的世界，人类存在着众多的认识实践盲区。而实现人生是一漫长的过程，不存在安歇的可能。只要保持“真”的固有属性以及知情意的结构层次的合理稳定性，不会出现失衡的颠倒，就可以随着生命的自然成长，能动创造的潜能将不断得到发展开拓。“大同”的绝对准则与崇高理想，奠基于每一个人的和谐生命的塑造。“相因”的“性情”彼此促进，是由于“以性正情”的心灵净化发挥出了积极能动的创造作用。如果不能趋于“大同”的先验和谐稳定，“化情复性”的自我修炼需要进一步强化。情感欲望的正当合理要求在这一立场下得到充分肯定，那些干扰生命活力的消极因素完全被抑制。“自定”因此就是指知情意或心性情的和谐完整，这种状态只能为“化情复性”的自我完成，而不能假手他人。
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营其始，抱其子，则神与形，不相离矣。专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静之志，则性与气，如婴儿矣。洗心遗照，何思何虑，则道与德，无疵病矣。爱民如赤子，治国如小鲜。人各自正，则可以无为矣。顺天应变，一阖一辟。物当自化，则可以守雌静矣。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则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国。所谓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万物，畜养百姓矣。唯能知之，而不执有。能为之，而不矜恃。能长之，而不宰制。则道之用，被于物深矣，故谓之玄德。（第十章）
在这一重要论述中，陆希声表达了修身乃至齐家治国，都是主体自我心灵的固有潜能不断释放的产物的观念。这种内在的统一性，是集内圣外王于一身的人格典范成就其不朽人生的根本依据。
每一个人的“各正性命”或“以性正情”如何可能的问题，陆希声认为只能取决于“神与形，不相离矣”的默契冥合。“一”为“道之子”的意思是，生命之整体为“一”，以形上之道为其存在的依据。“子”是表示经验性的概念，指具有规定性的个体事物，包括每一具体的个人与先验的形上之道，客观存在着类似于母与子的先后绵延关系。而突破个体有限性的局限，需要形神相济以全生。使“冲和”之气即阴阳的动态平衡表现出来的“用”的存在状态，不会造成生命活力流失的欠缺。精神的“柔静之志”因此能够在这样完整的生命形态下达成，如同“婴儿”那样的“性与气”饱满和谐的自我，于是不再遭受情感欲望为当下人生带来的困扰。这两方面的贯通则意味着“洗心遗照”的知情意的一切活动，完全回归了先验的纯洁阶段。不会因为“思”与“虑”的计较谋划，扭曲本真而无邪的心灵。是“无疵病”的“道与德”的冥合无间，使主体自我终于见证了宇宙人生的究竟底蕴。完整人格的塑造，直接决定了“爱民如赤子”的博大胸怀，与“治国如小鲜”的智周万物在现实世界的展开。但是只有“人各自正”的自我拯救，把“无为”的精神原则落实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如果存在着丝毫的瑕疵，那么必然与“大同”的普遍和谐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顺天应变”的主体自我因此在精神的自由解放高度，与“一阖一辟”的阴阳的消长盈虚完全依存，不会出现点滴的疏离。说明“物当自化”的准则秩序为每一存在者自然遵循，就是“可以守雌静”的内心凝湛的实现。为之陆希声概括指出：“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则可以无知矣。”全体社会成员皆趋于无知无欲的宁静，悬隔于圣与凡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而这是在“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的条件下创造的宇宙的奇迹，不能寄托在冥思或祈祷的基础之上。
从“夫魄者，生之始”至“道与德，无疵病矣”此“三者”，是“修身”的自我完善的宏图。而“下三者”的论述，无疑就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老子思想的“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的内圣外王统一的追求，是没有丝毫片面性的真理体系。全面完整地领会其精神实质，“乃可以生成万物，畜养百姓矣”。任自流与干预过分，都是对治道的根本背叛。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认识与实践或思想与行动有机统一的整体，“唯能知之，而不执有”等系列文字，表达的是理性的自觉向实践的能动转化的问题。陆希声以为“神与形不相离”就能够生命永存，克己修炼至“道与德无疵病”的程度，只能以“人各自正”为核心，才能臻于“无为”的化境。正是每一个体的心灵自觉使“其德乃溥”，成就自身流溢天下而福泽万物的“玄德”。明确地肯定了“人各自正”的认识，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唯一道路[4]。
主体自我的能动创造无疑是对“道之用”的自觉践行的反映，而这种能动作用“被于物深矣”的渗透贯通，指向的是内圣外王的人生业绩的建立。反求诸己之“正”的性情的净化复原，是觉悟者“治”的根本对象，为此揭示的是实现人生的奥义。“夫圣人之治也，必反诸身心，以合于天道”的认识指出，每一个人“洗心遗照”的至善与“玄德”的“天道”若合符契，生命的升华达到了可能的至极高度。“不能反推于身心”者“自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诩，则在“劳其神，苦其形”的事实面前原形毕现。把握了“反诸身心”的关键因素，自我即使是在“一日万机”的“天下之事”的考验下，依然自由地挣脱了茫茫宇宙的牢笼的束缚。觉悟者“秉要执本”的精神超越，解除了芸芸众生“形神劳矣”的“务治于末”的生命负担。通过对屡见不鲜的“徒勤劳于水流，竟不得其万一”的现象的反省，陆希声更加突出了“反诸身心”在实现人生过程中的决定地位，此亦《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宗旨。“皆反推于身心之谓也”（第四十六章）的认识概括，重申了“以性正情”的人生解放道路，合乎逻辑规范的要求就是推己及于天下，把本真自我的纯粹扩充于世界。
老庄道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要而言之，在于身心而已”。如果离开了“其心日明”的完整个人的存在，那么宇宙将没有任何意义。而自我的心灵觉悟，“则可以益于理矣”（第四十二章）。“益于理”的人类以生命的能动创造，同时升华了无限世界的内在品格。这就是“体道无为，物感则应。应其所感，故无常心”的觉悟者，在自己生命活动中见证的庄严崇高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奧秘，因此“其心浑然与天下为一，未尝自有所为”（第四十八章）。全体人民的心灵需要从来都是觉悟者感同身受的迫切愿望，语默动静没有任何的私欲掺杂其中。是这种“无常心”的默契形成了与一切社会成员“应其所感”的贯通，因此有把人民的意志视为自己的意志而“未尝自有所为”。说明“大同”不仅表现为“化情复性”的普遍同一的人生解放途径，而且是觉悟者化成天下的终极目标。由于不能把人民的自由解放排斥在外，陆希声的这一认识主张，粉碎了以往长期存在的把广大下层群众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足轻重的过客的错误。
孤芳自赏的社会群体或个人，都与“被物深矣”的“玄德”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断绝了与世界万物普遍和谐的“大同”的可能。以全部的生命激情投身于认识实践的各个领域，必然是实现“正”之身心的客观要素。只有在这样的不断发展中才能使“玄德”向人类群体的扩散，直至覆盖无穷无尽的事物。这种情怀早已超出了一般的仁民爱物的范围，完全把无限宇宙作为自我生命创造可以拥有的界限，即无限的宇宙被自我彻底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