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秦汉两代，方士阶层兴起，在政治、社会以及学术上都很活跃，把整个社会闹得沸沸扬扬，《后汉书》为方士专门立传，其势力之盛可见一斑。方士之术多涉及占卜、长生、神仙之类的神秘主义元素，熊铁基先生把其称为“中国的神秘学”[25]。导引在神秘学背景下发展壮大，再加上先天神秘主义成分（巫觋），使其在西汉一跃而成为显学。《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太平经》等文献对导引都有诸多论述，且多涉及神仙长生不死一类的神秘主义学问。魏晋以降，陶弘景、葛洪等道士所倡导的导引是对秦汉神仙导引的继承发展。与此同时，导引发展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即与传统医学结合。虽然，治病养生是导引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官方真正把导引定义为医学的分支，设立导引按摩博士，是经过先秦、秦汉的神仙方术阶段之后，隋唐两代才发生的事。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注释】
[1]《国语·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人神不杂”阶段，人初开化，对玄妙的天地万物唯有敬畏、恐惧，人处于神之下位。“民神同位”阶段，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任意通天，人神杂糅平等。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页。
[2]《论语·子路》西周的“巫医”与一般巫师已不同，已向医方向发展，并最终从巫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医官。当然，从官方职官看，一直到清代巫医才彻底分离。
隋代：开始被纳入官方医学范畴；
唐代：承隋制，在医署设立“咒禁科”主管禁咒，除邪魅之法；
宋代：从《宋淳熙秘藏善本祝由十三科》看，医学十三科分类已然十分确凿；
元代：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太医院》）
明代：大方脉、小方脉、妇科、疮疡、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金镞、按摩、祝由；
清代：太医院废除祝由科一职，但满族信仰萨玛教，对患病者除正规医药外，尚保留“跳神”习俗，以为驱役鬼神。
[3]高大伦认为，导引“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舞蹈”（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第22页）。上古社会是重神的社会，很多日常生活的细节都与神有关，这些最原始的肢体动作都可以看做一种沟通神灵的巫术。
[4]山田业广：《素问次注集疏》，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5]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6]其中“医经”、“经方”主要是实用医学，“房中”是与房事有关的养生术，“神仙”是求仙问道、长生不死之术。
[7]班固在讨论诸子起源时，儒、道、阴阳、法、名等家都有明确的职官对应，如“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等。这个结论只是班固“诸子皆出于百官说”的延伸推论。
[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20页。
[9]先秦时，技术还是学术之半，隋唐以后，数术、方技仅是子部下的一个小分支，就没什么地位了。后世正统读书人对其更加不屑。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
[10]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第52页。
[11]成玄英注：“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纳新。”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自经，类鸟飞空而伸脚。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故彭祖八百岁，白石三千年，寿考之人，即此之类。以前数子，志尚不同，各滞一方，未为通美。自不刻意而下，方会玄玄之妙致也。
[12]郭庆藩注曰：“此数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为逍遥也。然此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树哉！若夫使万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当付之无所执为也。”
[13]“行气玉佩铭”据考是战国初期之物，约出现在公元前380年。郭沫若释读为：“行气，宎（闐）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郭沫若认为行气玉佩铭中记载的是古代的一种气功行气的修炼方法：“这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推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则生，逆此行之则死。”（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卷十，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4～95页）
[14]对大宇宙（macro－cosmos），即“天道”的研究叫“数术之学”，对小宇宙（microcosmos），即“人道”、“生命”的研究叫“方技之学”（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15页）。
[15]顾颉刚在《秦汉方士与儒生》中评价秦始皇“坑儒”事件时说：“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顾颉刚：《秦汉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16]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第121页。
[17]《庄子·刻意》。
[18]《史记·留侯世家》。
[19]刘向在《新序·杂事第二》中曰：“邹忌封下邳。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已有黄老不扰民之想法。
[20]《史记·孝武本纪》的主要内容都与武帝崇神有关。“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一开始武帝就崇信神灵，也为他一生的崇神活动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一生多次被方术之士欺骗，被方士牵着鼻子走，其衣食住行都被方士控制。宫殿的设置、出行的地方、身着衣服以及颜色、食物也应在其列。最后，武帝已经走火入魔了。但审视方士神君之言，多是常人所知晓《史记·孝武本纪》：“其（神君）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栾大之徒亦多吹嘘夸大，“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武帝依然信奉不疑，或因为其特殊身世也未可知”。“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武帝也不是愚钝之人，也看出了方士所言的虚假，虽然仍冀遇真神。“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就像现代人抓彩票，有幸抓到。导引的繁荣与汉武帝的推崇关系很大。“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史记·孝武本纪》）
[21]《后汉书·方士列传》：“许杨字伟君，汝南平舆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里。”
[22]《后汉书·方士列传》：“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23]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恰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后汉书·方士列传》）
[24]“泠寿光……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
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死于江陵。”（《后汉书·方士列传》）
[25]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