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于道”的具体措施
“道法自然”、“顺物自然”是老庄提出的最高生态伦理准则。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符合这一准则呢？老庄对于如何“从事于道”（二十三章）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
第一，清静寡欲，知足无为。老子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这就是说，从事普通的学问技术，知识就会日益增加；追求“道”的境界，就要做到顺应自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把私心和欲望减损到最低限度，把出于私心和欲望的作为减损到最低限度，以这样一种清静淡泊、超然物外的态度去做事，反而容易获得成功，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因为“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四十五章），快速运动可以战胜寒冷，清静心平可以战胜炎热，清静无为便可以成为天下的最高楷则。
清静寡欲自然就会懂得知足、节俭，自觉去除出于贪欲的过分奢侈的生活方式，因为贪得无厌正是祸患的最大根源。老子就此反复强调：
罪莫重乎甚欲，咎莫憯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五十六章）[28]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
道恒无为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三十七章）[29]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
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二十六章）
庄子同样指出：
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30]
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31]
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32]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33]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4]
这就是说，世人“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常常干着“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的事情而不自知，不懂得积累而使盛满，不如及时停止；捶打金属使它尖锐，很难使它保持长久；金玉满堂，没有人能守得住。过分吝惜财物必定招致更多的破费，过分丰厚的贮藏必会招致更加惨重的损失，一切祸患灾难的最终根源就是人的贪欲，嗜欲会遮蔽人的天赋性灵，而欲壑难填，贪欲是没有止境的，贪欲越多，人的天赋性灵就遮蔽越多，忧烦痛苦也就越多，“而且，贪欲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它是隐藏于人性内部的动物性的一面。不过，人类身为动物又高于动物，若一味沉溺于贪婪，就失掉了做人的尊严……在允许贪欲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自灭”（汤因比语）[35]。因此，在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实际上唯有“知足者富”（三十三章），只有懂得知足、节俭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才能免于污辱和危险，去除那种极端、奢侈和过度的行为方式，从而可以“像山一样思考”[36]，在外在诱惑和纷纭世事面前泰然自若，超然物外，“从容中道”[37]，如此即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38]，自然而然地随时体现着安泰宽舒、“燕处超然”的“逍遥游”状态。
与老子一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主张：“要把抑制贪欲、厉行节俭放在第一位。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根据：一是维护做人的尊严，二是保护现代人不受污染的危害，三是为子孙后代保存有限的地球资源。”[39]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尽力消除个人生活中有害于环境的部分……若不能自主，只是按照自己的物质欲望去生活，那结果就只能招致自己和人类的灭亡。”[40]英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中间技术的首创者舒马赫也充分肯定了“自我克制”和“知足”的重要性，并指出：“所谓自我克制，就是知足。”[41]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创立者、美国农业科学家、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莱斯特·布朗，对老子有关“知足”的思想大加赞赏，认为其中包含着持续发展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最高目标会导致灾难，人类只应追求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最少财富，而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在精神方面[42]。世界观察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伦·杜宁同样主张，要阻止消费主义列车继续发疯地拉着整个地球朝着自取灭亡的方向狂奔，就必须彻底遗弃近几百年来才冒出来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返回到植根于人类数千年宝贵传统的世界各大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知足哲学”，重新听从其深刻的教诲。其中就包括老子的“知足”智慧。他忧心忡忡地说：“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者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尽管它与几百年来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又是唯一的选择。”[43]
第二，谦让不争，力戒战争。由主张清静寡欲、知足去奢，老庄自然就会提倡“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谦让不争的处世态度。老子提出：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八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
庄子同样主张：
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推，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以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44]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45]
老庄认为，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竞争，它总是处于人们所厌恶的低下地方，所以反而更加接近“道”，正因为它能够像水那样与世无争，所以就永远不会有过失。江河大海之所以能成为众多河流汇聚的目标，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才能成为众多河流向往的地方。富贵而骄傲自满，就会为自己留下祸根，因此要懂得“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圣人要居于上层统治人民，就必须用言词谦下地对待民众；要作为先知引导人民，就必须退居在民众之后。这样，圣人处于民众之上而民众不觉得沉重，处于民众之前而民众不感到有害处，于是天下民众就乐于推举拥戴他而不厌烦。正因为他谦让不争，所以天下才没有人能够与他竞争。这是由于圣人对天道的不争之德有着深刻的领悟，并可以自然地将此美德实现于自己的一切言行之中，正如老子所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七十三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功成业就，就要及时谦让退出，这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
争斗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老子和庄子由提倡不争而进一步提醒人们要力戒战争。老子就此指出：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三十一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六十九章）
庄子以盗跖对孔子答话的形式明言：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46]
老庄在此严肃地指出，用“道”去辅佐君主的人，决不可以依靠武力在天下逞强，依靠武力统治天下的人“皆乱人之徒”。使用武力这种事，是必定有相应果报的。军队所到之处，（民生凋敝，田地荒芜）荆棘丛生。大战过后，必定是灾荒之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只求达到目的而已，不敢逞强于天下。取胜而不自高自大，取胜而不自我夸耀，取胜而不自以为是，取胜只是出于万不得已，这就是取胜而不逞强。事物强盛之后就会衰老，逞强不合于“道”，不合于“道”，就会很快消亡。兵器是不祥的东西（兵戈所至，伤残万物，杀害民人），万物都厌恶它，所以有道君子不用它。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贵，用兵打仗时则以右边为尊贵。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是淡然处之，退让为主。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洋洋得意，就是以杀人为快乐。以杀人为快乐的人，就不能在天下实现志向。吉庆的事以左边为上，凶丧的事以右边为上。偏将军在左边，上将军在右边，这就是说，出兵打仗要用丧礼的方式来对待。打仗时杀伤众多，须以哀痛悲伤的心情去面对。打了胜仗，要用丧礼的方式去对待。
老庄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的危害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会残酷伤害无数脆弱无辜的生命，极大破坏有限的物质资源和生存环境，而且以暴易暴从来就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而只能使问题更加扩大和复杂化，使人类各个族群之间的矛盾和相互敌视愈演愈烈。因此，老庄十分痛恨“戎马生于郊”的“天下无道”、兵荒马乱、“以强陵弱，以众暴寡”的残酷战争局面，而迫切向往“却走马以粪”、战马无用武之地、只好去干农活的“天下有道”（四十六章）、国泰民安的“至德之世”。
就在老庄提出反战思想后的两千五百年，法国伟大思想家史怀泽同样认为：“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认识的是，我们共同对非人道负责任，可怕的共同经历必然唤醒我们，去争取和希望开创一个没有战争时代的一切，这种意愿和希望的目的只能在于通过一种新的精神，我们达到更高的理性，它使我们不会灾难性地使用我们的力量。”“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必然会来到：人们将由此摆脱贫乏的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而达到敬畏生命的信念。只有通过这种真正的伦理文化，我们的生活才富有意义，我们才能防止在毫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中趋于毁灭。只有它才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47]李培超先生乐观地指出：“所幸的是，尽管这个世界上曾经无数次地燃起战火，但是要求和平的声浪能够从历史的深处穿透时空的界限，响彻古今，响彻全球。”[48]
第三，柔弱谨慎，敬畏戒惧。老子从自然现象中体会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守柔曰强”（五十二章）。他说：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
老子认识到，“上善若水”，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柔弱谦卑，甘愿处下，而天下万物没有能够与之竞争胜出的。例如，水滴石穿，就很好地说明，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穿透和征服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世界上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事物，但是攻击对付坚硬的东西，又没有什么能胜过水的，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水。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天下的人没有不懂这个道理的，但又没有人能够遵循它去行事。人活着的时候是柔软灵活的，死后则会变得僵硬死板。草木在活着的时候是柔软脆嫩的，死后则会变得干枯坚硬。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即将死亡的事物，柔弱的东西属于充满生命力的一类事物。因此，在打仗时逞强好胜的军队就会自取灭亡，树木坚强干硬就会容易折断。凡是表面上强大的东西，反而会处于下风；凡是看起来柔弱的东西，反而常常处于上风。《庄子·天下》就此总结老子的思想说：“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正因为如此，老子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谨慎、敬畏、戒惧的态度，才能永远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他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说：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以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古时候善于为君的人，精深玄妙，圆通豁达，深邃到难以认识的地步。正因为他难以认识，所以只好勉强地形容他：小心谨慎啊，就像冬天踏冰过河；警惕戒惧啊，就像害怕周围人的攻击；庄重严肃啊，就像是在作客；平和洒脱啊，就像春天将要消融的冰块；敦厚质朴啊，就像未经雕凿的素材；开朗旷达啊，就像深山幽谷；浑朴宽容啊，就像混浊的江河。谁能够在混浊中安静下来，慢慢地澄清？谁能在长久的安定中变动起来，慢慢地趋进？保持这种“道”的人，不会骄傲自满。正因为他不自满，所以虽然破败，却不会穷竭，而能随时革故鼎新。众人都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好像参加盛大的筵席，又好像春天登高远望（那样心旷神怡）。而我独自恬静淡泊，无动于衷，混沌无知好像还不会笑的婴儿，疲乏倦怠好像无家可归。众人都绰绰有余，唯独我好像什么都不够。我真是有个愚人的心啊！一般人是那么清醒精明，唯有我如此糊里糊涂。一般人是那么严格苛刻，唯有我如此淳厚宽容。我的心胸辽阔深远，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自由奔放就像永不停息、随意吹荡的疾风一样。大家都有一套本领，可以有所作为，唯独我却笨拙无能。我偏偏与大家不同，而更加重视用“道”来滋养自己。
由于受到老子的深刻影响，庄子心目中的“真人”也和老子的理想人格一样，例如庄子提出：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
；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49]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50]
在老庄看来，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谨慎、敬畏、戒惧、不骄不躁、“安时而处顺”、顺应天时、随顺万物、“与物有宜”而又超然物外的态度，是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特质，同时也应该是每个人努力达到的目标。诚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类本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看待自己的环境的，应该说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敬畏之心不仅被以色列的犹太一神教创始者们所破坏，而且也遭到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徒们的彻底遗弃。”[51]好在随着阿尔伯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和保尔·泰勒的“敬重大自然”的生态伦理学思潮日益壮大，人们正在逐渐认同敬畏生命和大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事实上，敬畏生命，敬重大自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爱人类自己。我们敬畏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和自然物，决不仅仅是因为人类要有怜悯戒惧之心，更是因为它们的命运本身就是人类的命运。环境伦理学家罗伯特·柯克曼说得好：“小心谨慎与细致周到应在理智与实践问题上君临一切；当一切都不是真正确定的时候，最好还是小心从事。”[52]
第四，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由于人类长期缺乏敬畏生命和大自然的人生态度，因此导致人类总是自恃其天赋的一点小聪明，而相信人定胜天的呓语，妄图以自己造作的一些貌似精巧实则笨拙的机械去征服自然，以至于出现了日益严峻的文明异化。老子早就启示我们：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三言以为文不足，故命之有所嘱：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十九章）[53]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庄子更加明确地指出：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54]
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55]
由此可见，老庄都明确主张，“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56]，彻底抛弃“机心”和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人民才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彻底抛弃所谓的“仁义”，人民才能返归真正的孝慈；彻底抛弃奇技淫巧和声色财利，盗贼自然就会消失。（智辩、仁义、巧利）这三样东西都是以伪诈来文饰其本性之不足，所以让人弃绝之，而使民众另外有所归附。保持单纯质朴，尽量减少私欲。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以出奇诡秘的计谋用兵，以无为的政治方略统治天下。我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下面这些：天下的禁忌越多，民众就越贫穷；民众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民众的技巧和智能越多，邪恶的事情就越是层出不穷；法令越严明，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为而民众自然就受到感化；我好静而民众自然就趋向端正；我不搅扰民众，民众自然就日益富裕；我不贪婪，民众自然就会朴实率真。”可见，只要统治者能够“少私寡欲”乃至清静无为，不以私欲搅扰民众，则自然就会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现代科技文明在风驰电掣地向前发展，人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但与此同时，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臭氧层破坏、生物灭绝、气候异常、灾疫流行、人口膨胀、世界性战乱、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毒品色情泛滥、恐怖犯罪、相互敌对残杀、唯利是图等天灾人祸和社会丑恶现象也更加肆虐蔓延。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忍无可忍而进行“报复”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虚假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实际上，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57]著名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逊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像力的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想像中的‘控制自然’，就是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58]这使人们“看到了技术像一柄高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都会给人类造成伤害”[59]。当然，“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深深地介入、渗透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行为、态度和生活方式等。现代人类的生存是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条件的。人们不难设想，一旦抛弃了技术，人类将沦入何等境地……如今人们对技术发展过程进行反思，对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作评判性的评估，其目的并不是要骂倒技术，取消技术，抛弃技术；恰恰相反，这样做正是为了还技术以本来的面目，消除人们对它的盲目性，把技术的发展限定在有利于人类，有利于改善人类与大自然相互关系的轨道上”[60]。
人类应该尽快觉醒，赶快抛弃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幸的是，人类早已开始认真反省科技文明的异化倾向了，从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到西方的《圣经》、卢梭、马克思、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尼采、海德格尔和近现代以来声势浩大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思潮。尤其是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一大批科学家推出了一系列的科研计划并指导落实，主要包括世界气候计划（WCP）、国际水文计划（IHP）、世界海洋环流试验（WOCE）、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计划（IG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岩石圈计划（ILP）。这些科研项目的启动和实施，对于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现代影响较大的深层生态学思潮，大力倡导“轻轻地走在大地上”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人类应该生活在一种简单的、相对非技术性的、自力更生的、分权自治的社会中[61]。这和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以及陶渊明神往的“桃花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诚如李培超先生所早已指出：“在价值指向上现代的系统科学和生态伦理学并不是以回到原始为价值归宿，也不是以主张消弭人与自然物的差别为自己的特色，更不是要人们完全放弃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在人与自然和谐这一价值导向中包含了对人类追求一种更加健康、文明、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期望，以此来消除由于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带来的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使人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展现自身价值的空间。”[62]
第五，知和救物，慈善宽容。老子指出：“和曰常，知和曰明。”（五十五章）[63]和谐是大自然的常道，体知大自然的和谐美丽才是真正的智慧。而天地之间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和谐美丽的大自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圣人就自然会以其救物济世、慈善宽容的超凡心力和博大胸怀发现每一个人和物的独特价值，天下也就没有一个可以遗弃的无用之人和物了，此即老子所谓：“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二十七章）基于此，老子又做了很多阐发，例如：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八十一章）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
天下的人都传扬我的“道”很大，好像它并不像任何具体的事物。正因为它很大，所以就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它像什么具体东西的话，它早就渺小得很了！我有三件宝贝，我掌握并保存着它们：第一件叫做慈爱，第二件叫做节俭，第三件叫做不敢为天下先。慈爱所以能勇敢，节俭所以能富裕广大，不敢为天下先，所以能做万物的首长。现在舍弃慈爱而求取勇敢，舍弃节俭而求取富裕广大，舍弃退让而求取争先，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无往不胜，用来守卫就能坚不可摧。上天要救助谁，就用慈爱去卫护谁。自然规律没有出于私心的偏爱，又永远佑助善良的人。万物纷繁茂盛，各自又会返归到它的本真状态。返归本真就叫“静”，就叫做“复命”，复命叫做“常”，体会了“常”叫做“明”。不了解“常”，轻举妄动就会出祸患。体会了“常”就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包就能公正坦荡，公正坦荡就能天下归顺，天下归顺就能符合自然，符合自然就能符合“道”，符合“道”就能长久，终身都不会遭受危险。
庄子同样强调，“人与天一也”[64]，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有机整体。他说：
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65]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地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66]
也就是说，口能含车的巨兽，如果离开了生活的山野，就免不了落入网罟的灾祸；能吞没舟船的大鱼，如果被波涛荡出了水体，那么小小的蚂蚁也能欺负它，使之困苦不堪。可见，万物都离不开相应的环境，我们人类同样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的怀抱。这种思想非常可贵，有助于我们“明白于天地之德”，懂得天地万物的本性，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整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从而顺应天道，合理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加强生态保护，努力平等地尊重和爱护一切生命乃至所有存在物，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67]。如此则自然就会日益臻于“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68]、“与天地和”的“天乐”境界。诚如法国著名人道主义思想家史怀泽所说，所有生命都有一种内在价值，因此值得我们的敬畏，生命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或无价值的天地万物，生命本身就是善的、令人鼓舞和敬重的[69]，“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70]，而就这关键性的“世界与生命之肯定问题，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在它与伦理学的关系方面，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能像在中国思想里那样成为一种根本的、包罗万象的样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等等，都是这样的思想家。在他们那里，西方思想须努力解决的世界观问题却被一种非常奇特而又深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方式表现了出来”[71]。
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就是由于其不懂得“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的道理，如果还不浪子回头，那么“寂静的春天”将会很快降临。人类向往的是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春天，而决不是“寂静的春天”。
在这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古老而常新的老子及道家的生态伦理智慧，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可以为当今人类正确应对生存挑战，实现科学发展和持续进步，提供取之不尽的珍贵思想源泉。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早已指出，中国的智慧与西方征服自然的传统很不一样，尤其是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应该顺应自然，才是真正有利于人类长久生存的行为方式。美国科学家卡普拉高度赞扬《周易》关于宇宙永恒循环和阴阳动态平衡的思想，特别是道家关于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生态系统观以及道法自然的智慧，都为人类应对当前严峻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Richard Sylvan）、贝内特（David Bennett）、德韦尔（Bill Devall）和塞申斯（George Sessions）等人共同认为，道家思想蕴涵着深层生态学意识，并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
这就要求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传统，认真发掘老子及道家的生态伦理智慧，深刻领会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深邃洞见：“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72]并且要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行为纳入大自然的神圣和谐之中，在大自然优美谨严的秩序中适度发挥自己的天赋智慧与才能。只有这样，人类才不会辜负作为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使命，才能作为真正的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作者王菊英，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建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释】
[1]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先秦哲学的生态伦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AA041）。
[2]本文所引《老子》以王弼注本（见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1980年）为主，引《庄子》以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为主，并多参证他本，《老子》仅注王本章次。《庄子》分内、外、杂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其他为庄子后学所作。为方便起见，笔者在论述中直接称庄子，而实际上是指庄子学派。
[3]此据汉帛本、楚简本有所修订。楚简本作：“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折，折曰转，转曰反。”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348～353页；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许抗生：《初读郭店竹简〈老子〉》，《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7页；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3～224页；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3～201页。
[4]赵建功：《吴筠道教学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3～34页。
[5]兰喜并：《老子解读》，中华书局，2005年，第204页。
[6]《庄子·大宗师》。
[7]《庄子·知北游》。
[8]《管子·心术上》。
[9]《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94年，第2409页。
[10]王本原作“知和曰常”，此从楚简本，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11]《庄子·天道》。原作“老聃曰”，当为庄子或其后学假托。王叔岷先生就此指出：“庄子盖有得于老子所谓常而托诸老子语也。”见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70页。其说可从。
[12]《庄子·田子方》。
[13]《庄子·齐物论》。
[14]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8～219页。
[1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笔者对译文有所改动，下文同样情况不再说明。
[16]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17]两“王”字，傅奕本、范应元本作“人”，陈柱、奚侗等从之。
[18]［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19]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76～106页。
[20]《庄子》之《大宗师》、《秋水》。
[21]《庄子·秋水》。
[22]《庄子·缮性》。
[23]《庄子·山木》。
[24]《庄子》之《应帝王》、《秋水》、《知北游》。
[25]《庄子·应帝王》。
[2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27]《庄子·应帝王》。
[28]王本原作“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此从楚简本，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39页。
[29]王本原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此从楚简本有改动，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30]《庄子·大宗师》。
[31]《庄子·让王》。
[32]《庄子·天道》。
[33]《庄子·让王》。
[34]《庄子·应帝王》。
[35]［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56～57页。
[36]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37]《中庸》第二十章。
[38]《庄子》之《逍遥游》、《应帝王》。
[39]［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57页。
[40]［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56页。
[41]［英］E.F.舒马赫著，虞鸿钧等译：《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0页。
[42]［美］莱斯特·布朗著，祝友三等译：《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280～281页。
[43]［美］艾伦·杜宁著，毕聿译：《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6～107、7页。
[44]《庄子·盗跖》。
[45]《庄子·天道》。
[46]《庄子·盗跖》。
[47]［法］史怀泽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03、10页。
[48]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49]《庄子·大宗师》。
[50]《庄子·养生主》。
[51]［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第32页。
[52]朱坦主编：《环境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53]王本原作“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此从楚简本有改动，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许抗生：《初读郭店竹简〈老子〉》，《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7页；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54]《庄子·天地》。
[55]《庄子·胠箧》。
[56]《庄子·在宥》。
[57]［美］巴里·康芒纳，侯文蕙译：《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58]［美］卡逊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13页。
[59]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60]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63页。
[61]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62]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6页。
[63]王本原作“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从楚简本，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64]《庄子·山木》。
[65]《庄子·庚桑楚》。
[66]《庄子·天道》。
[67]任俊华：《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研究》第三章，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任俊华，李绍元：《“物我同一”与生态伦理——庄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新探》，《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68]《庄子》之《天地》、《德充符》。
[69]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70]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71]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72]［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