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蟾与朱熹关系考实
早在上个世纪，蒙文通先生在《道教史琐谈》一文中就指出：“南宋道士尊崇朱子既不乏其人，亦可考而寻之。”[2]蒙先生所言极是，然而南宋儒道代表人物白玉蟾与朱熹是否有直接交往，这是我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本文需要认真辨析的学术疑难之一。据《宋史》卷三四《孝宗纪》和《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等史料记载，朱熹一生中曾数次做过主管浙江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南京鸿庆宫、西京嵩山崇福宫的祠官，按照宋代祠禄官职，此类职务只挂虚名领取俸禄，实际上大多并未到任。
朱熹在福建武夷山生活了四十多年，“朱晦庵至笺栖馆以居之”[3]，其生活年代与白玉蟾相距不远，几乎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那么白玉蟾是否与朱熹有直接交往，这一问题关涉南宗与朱子理学的关系问题。南怀瑾所著的《中国道教史略》第五章第三节认为朱熹与白玉蟾有直接交往，在该书“白玉蟾与朱熹”的标题下，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道：
南宗丹道至于北宋末期，负传承的道统者，即是白玉蟾。白玉蟾隐于福建武夷山潜修，从之日众。其时朱熹亦在武夷讲学，彼此师弟之间，互有往来。朱熹外示儒术，内慕道法，屡次想从白玉蟾处讨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婉转拒绝，犹明代王阳明问道于道人蔡蓬头，几遇呵斥，如出一辙。朱熹晚年化名崆峒道士邹䜣，竭力研究《参同契》而无所获，引为终身遗憾，后来虽有白玉蟾的启事，却碍于一代儒学宗师的身份，不能诚恳谦虚请教，所以始终不得其门而入。[4]
南怀瑾此说并未指明文献根据，“戏说”成分明显。此朱熹与白玉蟾会面讨教丹道的说法，这里涉及一个学术界的公案，即关于太极图的来历问题。
学术界关于周敦颐的太极图源流存在很大分歧，一是源于北宋陈抟无极图的“道教说”[5]，二是传自寿涯的“佛教说”[6]，还有依据明代丰坊《易辩》，说《太极图》是朱熹得自葛长庚，托名周敦颐而已。清初的黄宗羲也认定太极图是朱熹得自葛长庚的。黄宗羲在其著《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中云：“朱子得图于葛长庚曰：包牺未尝言太极，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尝言无极，而周子言之，未免过于标榜矣。考河上公本图名太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7]黄宗羲在叙说太极图来历时，说朱子得图于葛长庚。
李申著《易图考》对太极图来历的几种说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辨析，认为上述几种说法皆不成立。其中关于来自葛长庚一说，指出：“明中叶，丰坊作《易辩》，说《太极图》是朱熹得自葛长庚（即白玉蟾），托名周敦颐而已。《四库提要》说葛长庚生于朱熹注《太极图》后二十一年，怎能说得自葛长庚？《宋元学案·濂溪学案》附黄百家语，认为丰坊《易辩》辩《太极图说》，是‘故说诟瘢’。丰坊的说法，未能得人相信。”[8]
李申对《太极图》来源于朱熹得图于葛长庚的质疑值得重视。但是，李申质疑的主要依据是《四库提要》说的葛长庚生于1194年，在朱熹注《太极图》后二十一年之后，“黄宗炎还相信丰坊创造的朱熹得自白玉蟾说，这是类似‘关公战秦琼’的神话，也不必认真对待”[9]。笔者以为，李申的质疑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其质疑的依据却是虚弱的，有再次“质疑”的必要。因为，笔者经过详细考证，白玉蟾并非是生于朱熹注《太极图》之后的1194年，而是生于1134年[10]，与朱熹并非是不同时代之人，因此关于朱熹得图于白玉蟾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为“这是类似‘关公战秦琼’的神话”，尚须“认真对待”。
朱熹是否得图于葛长庚，对儒道两家来说均是大的事件。但是，笔者遍查朱熹与白玉蟾二人文集，均未发现有此记载。下面我们结合对朱熹在武夷山地区与道士交往的活动考察来进一步阐述。
朱熹常年生活于武夷山，“熙文公朱夫子于宋淳熙之十年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禄，作精社于武夷之五曲大隐屏之下”[11]。朱熹主管过武夷山冲佑观，其修建的武夷精社距离冲佑观、止止庵和桃源洞都很近，有《冲佑观》诗为证：“清晨叩高殿，缓步绕虚廓。斋心启真秘，香霭何飘扬。出门恋仙境，仰首云峰苍。踌躇野水际，顿觉尘虑忘。”[12]笔者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查阅到不少朱熹咏道、尚道诗文，例如朱文公咏《升真洞（即仙蜕岩）》诗云：“仙人推卦节，炼火守金丹，一上烟霄路，千年亦不还。”[13]《升真观》云：“绝壁上千寻，隐约岩栖处，笙鹤去不还，人间自古今。”[14]朱熹此类慕道、向道的诗文尚有许多。其中有著名的《读道书作六首》，云：
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形忘气自冲，性达理不余。于道虽未庶，已超名迹拘。至乐在襟怀，山水非所娱。寄语狂驰子，营营竟焉如！
失志堕尘网，浩思属沧州。灵芝不可得，岁月逐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风飒已秋。仰首鸾鹤期，白云但悠悠。
白露坠秋节，碧阴生夕凉。起步广庭内，仰见天苍苍。东华绿发翁，授我不死方。愿言勤修学，接景三玄乡。
四山起秋云，白日照长道。西风何萧索！极目但烟草。不学飞仙术，日日成丑老。空瞻王子乔，吹笙碧天杪。
郁罗耸空上，青冥风露凄。聊乘白玉鸾，上与九霄期。激烈玉箫声，夭矫餐霞姿。一回流星盼，千载空相思。
王乔吹笙去，列子御风还。至人绝华念，出入有无间。千载但闻名，不见冰玉颜。长啸空宇碧，何许蓬莱山？[15]
除了上述大家比较熟悉的“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之诗词外，类似这样的描写朱熹喜读道书的诗句还有“晨兴香火罢，入室披仙经”之《寄山中旧知七首》[16]。《朱熹集》中尚有不少朱熹所作的步虚词和咏道明志以及与当时道门人士交往的文字。据笔者所检录到的不下十余条，例如卷一《宿武夷观妙堂》二首[17]、《读道书作六首》、《作室为焚修之所拟步虚辞》、《过武夷作》、《寄山中旧知七首》、《步虚词二首》、《寄题金元鼎同年长泰面山亭》，卷二《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卷三《导引》，卷四《斋居感兴二十首》、《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赋诗得瑶字》[18]、《奉答景仁老兄赠别之句》[19]，卷五《大雪马上次敬夫韵》，卷六《丹灶》[20]，卷七《秘阁张丈简寂之篇韵高难继别赋五字以谢来贶》、《次张彦辅西原之作》[21]、《简寂观》，卷九《铁笛亭》、《茶灶》、《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诸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拜鸿庆宫有感》、《延平水南天庆观夜作》、《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此诗》，卷十《益公道人相见信安道温陵旧游出示近诗因次其韵》、《次韵老韵》、《次袁机仲韵》、《叔怀尝梦飞仙为之赋此归日以呈茂献侍郎当发一笑》[22]，卷六十三《答甘道士》[23]、《答陈道士》，卷八十二《跋闾丘生阴符经说》，卷八十三《跋道士陈景元诗》，卷八十四《跋朱希真所书道德经》、《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此外《朱熹外集》卷一收录的《崇真观》、《何君飞仙》也是属于此类的咏道之作。
黄榦在为其师所写的“行状”中曾指出朱熹“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24]。朱熹对丹经文字考订也有兴趣，云：“丹经甚烦雠正，然亦尚有一二处可疑，当俟面请。”[25]又说：“《参同契》尚多误字，可早作考异示及。”[26]据载，朱熹考订道教丹经《参同契》竟然到了“终夕不寐”如痴如醉之境地。“次日文公舆宿寒泉精舍，因同订《参同契》终夕不寐。”[27]此外，朱熹还化名崆峒道士邹䜣注解《黄帝阴符经》[28]，收入《道藏》中。
上述诗词作品中，朱熹慕道、向道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样的心境在朱熹为南朝高道陆修静《简寂观》所作的诗文中也可窥见一斑：
《简寂观》（在开先西五里，陆修静所居）：高士昔遗世，筑室苍崖阴。朝真石坛峻，炼药古井深。结交五柳翁，屡赏无弦琴。相携白莲渚，一笑倾夙心。晚岁更市朝，故山锁云岑。材车竟不返，鸾鹤空遗音。（修静晚为宋明帝召至建康，卒于崇虚馆）我来千载余，旧事不可寻。四顾但绝壁，苦竹寒萧槮。（相传竹是修静手植，其萌即所谓甜苦笋者）[29]
当然朱熹站在儒家立场上，对道教也进行了不少抨击，例如绍熙元年曾作《劝女道还俗榜》，从“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30]的儒家人伦思想批评女子出家修道的行为。此类文字在朱熹文集中还有不少[31]，但并不表明朱熹对道教思想的一味排斥，只能说明作为宋代儒家代表人物的朱熹，其内心世界中对道教还存有一种复杂的纠结情结。
笔者以为，朱熹作为宋代大儒，之所以会有如此崇道、向道而又叱道之情，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朱熹本人长年生活于南宋建宁府的崇安县武夷山，与道士交往密切，对道教医药养生方技颇有体验。这可以从朱熹所作的《调息箴》略见一斑：
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移。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翕，如百虫蛰。氤氲开辟，其妙无穷。孰其尸之，不宰之功？云卧天行，非予敢议。守一处和，千二百岁。[32]
从朱熹所描述的调息诀要来看，朱熹是深谙此道教修炼方术的。朱熹本人时常为疾病所困扰，“三数年来无日不病，而今年为尤甚。神思疲惫，筋骸纵驰，饮食不至大减，而肌肤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殒。每闻老丈聪明轻健，过绝于人，未尝不叹卫生之有经，而愧谨疾之无术也”[33]。尤其是朱熹本人又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苦不堪言[34]。“足疾复作，痛楚异常，不能履地”[35]，后得到一位擅长医术的程姓道士针疗。朱熹《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此诗》对其医术大为赞叹：“十载扶行恃短筇，一针相值有奇功。出门放步人争看，不是前来勃窣翁。”[36]这一事件，在宋罗大经所撰《鹤林语录》卷五中《针熨道人》也有记载，但是却透露出另外一个细节：
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灸之术。旋觉轻，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以诗云：“几载相扶藉寿笻，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37]
此笔记小说史料将程姓针灸道士为朱熹治疗脚疾的故事演绎为两段，一段是道人为朱熹施针灸之术。“旋觉轻，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以诗云”；另一段则云朱熹脚疾过了几天又发作了（现代脚气之疾也会反复发作的），急忙追索道士讨要赠送的诗，“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这一故事虽不乏演绎成分，但颇能说明朱熹对待道教的矛盾纠结心理。有诗为证：
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当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38]
这首诗出自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说明作者内心对道教神仙是十分向往的，尤其朱熹对道教修炼方术持肯定的态度，如同其《过武夷作》所指出的“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39]。
但是作者作为宋代鸿儒又不免深怀疑虑，“当恐逆天道”，此“天道”当然是指儒家之纲常。作者对道教神仙修炼既向往又迟疑的复杂心理跃然纸上。
道教思想对朱熹的生活世界及其构建的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确有深层次的影响。但是，作为宋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朱熹对待道教的态度有时表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
笔者以为，从目前我们所收集和掌握的文献来分析，朱熹与白玉蟾在武夷山并没有彼此会过面，也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据表明两人有直接的交往活动，白玉蟾与朱熹是一种精神气质层面的“神交”关系。理由如下：
笔者逐一检索《朱熹全集》和《白玉蟾全集》及各种笔记方志，均未发现有记载两人直接交往的史料文献，在武夷山田野考察中也未发现此类碑刻或者其他田野资料。那么在朱熹避居福州期间，是否与白玉蟾相见？因为白玉蟾在福州活动频繁，而朱熹避“伪学”之祸居福州期间，有“清隐”之意蕴。这也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因为朱熹在乌山留有一方石刻“清隐”[40]，距离南关白真人庙只有不到百米的山路。
但是，从笔者查阅到的一些资料却足以证明白玉蟾仰慕朱熹，与朱熹“神交”已久。
白玉蟾曾做过一篇悼念朱文公的《化塑朱文公遗像疏》，全文如下：
武夷文公精社，欲塑文公遗像，不知当时枢衣者，如之何则可。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赞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尔）。[41]
这首著名的赞朱文公疏，引《礼·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之语，把白玉蟾哀挽朱子的悲痛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展示出白玉蟾对朱熹“仰之弥高，赞之弥坚”的敬仰之情。这首赞疏，也名《武夷精社文公像赞》[42]，在明代的《正统道藏》和历代刊刻的白玉蟾文集及《武夷山志》卷二十一[43]中多有收入，只是标题和内容略有差异。《修真十书上清集》本题作《朱文公像疏》[44]，且没有前面的四句按语。从开篇“武夷文公精社，欲塑文公遗像，不知当时枢衣者，如之何则可”按语来看，这首“化疏”写作起因于朱熹逝世后，人们预备在位于福建武夷山的朱熹身前居住的武夷精社雕塑朱文公遗像，白玉蟾为此专门写了这则为朱文公塑像进行募化的疏文。但当时的人们已经不知道凭据何种形象来进行塑像，白玉蟾由此而发出感慨。
白玉蟾还写有另外一首《赞文公遗像》，云：
皇极坠地，公归于天。
武夷松竹，落日鸣蝉。[45]
此诗也表达了对朱熹同样的情感，很可能是写于朱熹塑像已成之后。《净明宗教录》卷八《刘玉真先生语录》也谈及白玉蟾此诗对朱熹“亦甚加敬，赞其遗像”：
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来扶儒教一遍。晚节盘桓山中，文墨可见。紫清白玉蟾，亦甚加敬，赞其遗像，有云：皇极坠地，公归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又云：两楹之梦既往，一维之妙不传。晦庵亦曾注《周易参同契》，多与铁柱宫道士傅云庵谈道，有诗赠云：到处逢人说傅颠，相看知是几生前。直携北斗倾天汉，去作龙宫第二仙。至今手泽遗像，留本宫种德堂。[46]
《上清集》另有白玉蟾题云《题精舍》的诗，同样表达了白玉蟾对朱熹的敬仰之情：
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47]
朱熹逝世于1200年，当时还背着“伪学”的黑锅，备受朝野冷遇。因此，武夷精社的塑像不太可能是在朱熹逝世后不久就塑造的。笔者在地方志中发现一则史料，称嘉定间崇安知县“立祠以祀朱熹”，可以佐证笔者的推断。明代《八闽通志》卷三十七《秩官》记载：
傅壅，字仲珍，伯成子。嘉定三年知崇安县。听讼率得其情，吏不能欺。尝增筑旧堤，以遏水患，增籴均惠仑粟以备荒歉，立祠以祀朱熹，买田以益学廪，立火冢以葬露骼。邑人祀之。[48]
因此，很可能是在南宋朝廷为朱熹“伪学”平反后，后人才预备在武夷精社塑像，以表对朱子的敬仰怀念之情。从按语透露的讯息来分析，白玉蟾并没有在朱熹生前与之会面，对朱熹的容貌也未曾亲睹，由此而感慨万分，故面对文公遗像赞曰“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理学大师朱文公的塑像的募化疏文不是出自儒生之手，而是由道教南宗宗师白玉蟾来撰写，耐人寻味。其中透露出白玉蟾仰慕和推崇朱熹的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道教南宗与朱子理学的颇不寻常的关系。虽说白玉蟾与朱熹未曾直接会面过，但南宗与朱熹理学之间的互动还是很多的。据说朱熹门下弟子蔡元定曾介绍道士吴雄入朱熹门下[49]。
白玉蟾的隐居之地乃武夷山著名道观止止庵，据《武夷山重建止止庵记》云：“庵被倚蔓亭峰而对虎啸岩，左则天柱峰，右则铁板障，入去不数举武，则有朱晦庵仁智堂，出来才一唤地，则有魏王会真庙。其间有冲佑观，修廊数百间，层楼数十所。”[50]“武”为古代计量用语，半步为武，六尺为步。“入去不数举武，则有朱晦庵仁智堂”，说明白玉蟾所记的止止庵与朱熹的仁智堂相距甚近。但是笔者尚未发现二人有直接交往的证据。《武夷山重建止止庵记》作于南宋嘉定丙子年间，在白玉蟾文集、明代徐表然的《武夷志略》[51]、裘仲孺撰《武夷山志》卷十六中均有收录。白玉蟾叙说了应詹琰夫之请作此记的由来，节录如下：
武夷之为山，考《列仙传》籛铿于此炼丹。……有子二人，长曰武，次曰夷，因此遂名武夷山。始则有太姥元君即其地以结庐，次则张湛继其踪，又有鱼道超、鱼道远皆秦时女真人入此而隐……忽有琼管（校注本误为馆，引者注）白玉蟾自广闽出而至武夷，适有披木秦诛茅之意，盖亦契劵？詹美中之臆素，从而搜访止止之地，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刻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焉。岁在嘉定丙子之王春，始鸠工石斤梓，潺夫运甓，然而开创之难，未几，而白玉蟾拂袖天台雁荡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故欲挽之，以为三李隐居之设。玉蟾盖惮朱紫芝之往来。而膏车秣马，适所以废吾事而泊吾心。且自谓美中曰：庵成，皆子之余财余力故也。不弹指顾，堂宇落就，非霹雳乎，谁能如是。今但择其道，宁心耐志，守素乐静之士，延而居之，使其开垦数时，花木繁盛，而玉蟾此去罗浮入室，回必永身以主持之。美中曰：“然。”又曰：“然则先生既去也，宁不为我记其庵，而盟他日之再来乎？”玉蟾曰：“唯。”[52]
朱熹自云：“武夷之境多神仙，我亦驻此临风轩。”[53]《武夷山志》卷二十三《艺文》收录朱熹一首诗《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得瑶字》，末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遣纷嚣”[54]。其另一首诗《升真洞》：“仙人推卦节，炼火守金丹。一上烟霄路，千年亦不还。”[55]向道、慕道之情跃然纸上。笔者还发现了一则有趣的材料，在朱熹营造的武夷精舍里，专门设计了一座寒栖馆“以居道流”，朱熹《武夷精舍杂咏诗序》略云：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两麓相抱之中，西南向为屋三间者仁智堂也。堂左右两室，左曰隐求以待栖息，右曰止宿以延宾友。左麓之外复前引而右抱中，又自为一坞，因累石以门之，而名白石门之坞，别为屋，其中以俟学者之群居，而取学记相观而善之义，命之曰观善之斋。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曰“寒栖馆”。……[56]
武夷精舍是朱熹在武夷山构造的居所，位于五曲溪流之浜，隐屏峰下，精舍内除了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外，朱熹在石门西南别构一屋，取南北朝高道陶弘景《真诰》之语，命名为寒栖之馆[57]，专门留宿来访的道人[58]。朱熹还为“寒栖馆”赋诗一首：“竹间彼何人，抱瓮蘼遗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59]可见朱熹熟悉道教经典，与道人的关系密切。朱熹还曾与隐居于水帘洞的隐逸刘甫“讲求义理”，刘甫“尝约文公构游仙馆为佚老计，未及卒。文公哭以诗曰：‘曾说幽栖地，君家近接连。欲携邀月酒，同棹钓鱼船。遽尔悲闻笛，真成叹绝弦，林猿催老泪，为汝一潸然。’”[60]另据董天工的《武夷山志》卷五记载[61]，朱熹尝自精舍来冲佑观岁寒轩邀诸羽客同饮。
朱熹与道教中人交谊屡见于史料文献。刘虚谷，宋朝九江人。幼慕道门，修炼性命之学，能以智慧性断烦恼殃，道旨深邃。与朱熹交往甚密，著有《还丹篇》阐述内丹旨要[62]。朱熹曾有一首诗《赠刘虚谷》，云：“细读还丹一百篇，先生信笔亦多言。”[63]温得成（1145—1216），南宋三山长乐（今属福建省）人。字韶叟，自号东蒙。《茅山志》卷十六记载：其少时入道，受度于吴兴计筹山升元观。与朱熹、陆九渊交游甚密。主持玉观达三十年之久，嘉泰年间（1201—1204）归主升元观，嘉定九年仙化。
上揭道书文献及地方志史料表明，白玉蟾虽然与朱熹未曾直接见过面，但是朱熹与道教中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思想世界里浸润着道教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