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天生物”：道教生态实践观的确立
在维系、改善生态的环境实践方面，早期道教采取的态度不仅是谨慎、克制的，同时也是积极、主动的。《太平经》提出的“助天生物”之观念，即集中体现了道教之注重生态实践的精神。
首先，从实践的目的来看，其要义在于“生物”。
何谓“生物”？简单地说，就是天地滋生、养育各种生命事物的过程。照《太平经》看来，“万物跂行动摇之属，皆不空生”，意即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事物，无不是天生之、地养之：
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兽。
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扰扰之属，悉仰命焉。
“助天生物”的目的，就是要“助天地帝王养万二千物，各乐长生”，即人类应当在生活实践中，想尽办法来维系、保持或促使天地达致和谐。换言之，保护或维护整体生态系统的和谐，促进多样性生物形态的存在和发展，乃是早期道教提出的一个中心生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所设计的理想世界，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原始状态的世界：今天上皇之气已到，天皇气生物，乃当万倍其初天地。所谓“皇气”，即指中和之气、太平之气；在此，实可指摄为天地运行的和谐程度与状态的表征。它直接地与其“生物”的功能机制有关。“上皇气”，乃是最为和谐、最适合生命存在的状态，是为“天宝”。可见，道教所追求的“太平之世”，绝不是一个完全原始的或纯粹生物学意义的“初天地”环境，也非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秩序即可；而是要在此基础上，造就一个更完美、更和谐、更理想的整体生态世界。
其次，从实践的方式来看，其精义在于“助”。
“助天”之“助”，意味着配合、协助、促进“天道”的实现，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应该遵循、顺应和效法天道，并与天、地的运行相呼应和配合，以获求一个和谐的、充满生机的大环境。在此实践过程中，人类并非唯一实践主体，而是一个生态实践的参与者、协助者——协助“天”即整体生态世界来保持其良好的秩序性和生态性。
为此，《太平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生态实践原则：“顺常”。《太平经》言：“有德之人，无所不照，无所不见，上下中和，各从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为顺常。长生之文，莫不被荣万物，岩牙剖甲而生，垂枝布叶以当衣裳；雾露雪霜时雨，以当饮食……是德人承天统，成天形，于地以给民食，行恩布施，无不被德以自饱足，是天恩。”可见，“顺常”的目的依然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在实践的意义上，强调的是“顺”与“和”：“奉承天法，随顺天和”——反对人们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恣肆伤害生命、破坏生态秩序。譬如，《太平经》认为，人类确实无时无刻不需要“饮食诸谷”，但千万要注意“慎无烧山破石，延及草木，折华伤枝，实于市里，金刃加之，茎根俱尽”；“人亦须草自给，但取枯落不滋者，是为顺常”。
很明显，“顺常”并非是要人们无所作为，而只是反对人们把自己的短期、局部利益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或者为了自己过分的欲望满足，而破坏整体的生态秩序。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道教乃是在强调人类与自然相和谐，而非在于征服、主宰自然的向度上，来突出人类自身的价值和能力的。
最后，从实践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内涵包括：
一是“助天养欲生之物”。这是特指人类活动要遵循“度数时节”，即按照“天”的正常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活动；如此，则是“顺天之教”或谨遵“天父”教诲，将使“天道大喜”、乐生万物。道教以为：“天道可顺，不可逆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人类如果“逆天教令”，则必“多伤也”：“伤少则春物伤，伤丁壮则夏物伤，伤老即秋物伤，伤怀妊即冬物伤，此自然之法也。”是故“古者圣王，常思念天道而行，不敢失铢分矣”。
二是“助地养欲长之物”。道教把“地”视为生命之母，认为“地者，万物之母也，乐爱养之”；“地者，万物之母也；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隐多少”。因之，《太平经》特别反对“穿凿地，大兴土功”，认为“其深者下及黄泉，浅者数丈。独母愁患诸子大不谨孝，常苦忿忿悃悒，而无从得道其言”。据载，当时家家户户都有自己挖井取水的习惯：
今一大里有百户，有百井；一乡有千户，有千井；一县有万户，有万井；一郡有十万户，有十万井；一州有亿户，有亿井。大井一丈，中井数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着黄泉。天下有几何哉？或一家有数井也。今但以小井计之，十井长三丈，百井长三十丈，千井三百丈，万井三千丈，十万井三万丈。天下有如此者，凡几井乎？
经书指出：地下水乃地之血脉，如果掘井取水过多，势必破坏土地的生养功能，造成不良的生存环境；人类滥挖水井的行为，无异于为子作孽，干竭“万物之母”的乳血之汁，残害大地母亲，使“地大病之”。难能可贵的是，《太平经》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措施：比如，一个地方如果有可供足用的水井，最好是附近不同人家一起共用，而不必非得每家用一井；如果是要弃用旧井、开掘新的井源时，则一定要注意把旧井按原来样子，用泥土填充好，而不能乱扔瓦石材木等废弃物质等。
三是“助帝王化民”。所谓“助帝王化民”，一方面是指助帝王修正己身，“明天道性”，促使其实行合乎“天道”的政治。另一方面，要使得帝王真正治理、教化好天下，更离不开老百姓的配合、协助。《太平经》认为：
天命帝王，当象天为法。
因此，对于帝王，故当教之以道，赐文以兴。而担当此一任务的，必乃为深谙天道的“神人”、“真人”、“道人”、“贤人”等。因为，“圣人共以记天地文理，贤者用记圣人之文辞。凡人所当学而共读之，乃后得其意也。书之为类，乃当共原共策共记共诵读之，乃以无奸也”，“故大贤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辞习语，视异同，以归喻愚蒙，尚故故误人赤子，使妄说其学则不可，妄仕不足以为帝王之臣也”。是故，“古者帝王，其心明达，不敢妄与愚者共事也，故常求与贤者为治”。如此，才能使天下百姓与帝王同力并心，安守本分；老百姓也才会积极地为国家的安宁、和谐着想，献计献策。
由上观之，早期道教提出的“助天生物”，确为一种积极的顺应自然、调谐环境的生态实践哲学观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释】
[1]林甘泉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