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基督教解读
英语世界第一个《老子》英译本是1868年英籍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之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Politics and Morality of“The Old Philosopher”，Lao Tsze）。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英语世界老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的《老子》翻译和研究与传教士密不可分。
在英语世界老学形成之初，《老子》的翻译和研究多由传教士来完成。他们大多曾在中国居住停留，汉语功底较好，熟悉中国国情，这有利于他们进行中国典籍的翻译，英语世界最早接触《老子》也都是通过传教士的译介。但是，由于身处特殊的时代和传教士特定的身份，他们选择译介道家典籍《老子》并非因为崇尚道家文化，真正认识到《老子》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而是基于传教的政治使命。所以，他们在翻译和解读《老子》时，常常将《老子》和《圣经》相比附，解读中带有鲜明的基督教色彩。该时期也有部分非传教士的《老子》研究者，他们虽然没有肩负传教的政治使命，但是受时代背景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老子》诠释也体现了明显的基督教色彩。据王剑凡对英语世界《老子》早期译本的考证，自1868年到1905年的37年间，英语世界共有14个英译本问世，这些译本中有8个是从基督教立场去解读《老子》，其余6个译本虽然基督教意识形态倾向不太明显，但有些章节依然会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子[2]。总之，以基督教解读《老子》确实是这一时期英语世界老学的典型特征。下面对该时期英语世界主要《老子》研究成果作简要的述评，从中我们可以具体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英语世界老学的具体内涵，该时期老学发展的特点也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英语世界第一个翻译《老子》的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他同时也是英国早期汉学家。他于1852年入华传教，1868年伦敦图伯纳公司出版了他翻译的《老子》，书名为《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作为传教士的湛约翰，以基督教解读《老子》是他的《老子》研究的最突出的特点。译文中，他直接将《老子》中的“帝”翻译为基督教中的最高神God，将《老子》中的“神”翻译为基督教中的众神Spirit，以基督教词汇对译《老子》。第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湛约翰将其翻译为：I know not whose son it is.It appears to have been before God.在他看来，老子思想体现了基督教的人文关怀，闪烁着基督教的光彩。若不是《老子》早于《圣经》，人们会以为老子思想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些都体现了传教士解《老》的特点。当然，作为英国汉学史上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湛约翰对《老子》的解读也涉及学理层面。他对《老子》的翻译绝大部分都很准确，把握住了“道”的基本内涵以及“无为”、“自然”等特点，译文也充分注意到了《老子》语言的韵律美。作为英语世界第一个《老子》译本，为英语世界的老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理雅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回国后出任牛津第一任汉学教授。1891年，理雅各完整译出《老子》，被收在英国宗教学家、语言学家穆勒（F.Max Muller，1823—1900）编辑的《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中。虽然理雅各在对《老子》第四章的翻译中依然用到了God，但在对“道”进行阐述的时候，细致而深入地比较了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中的“上帝”的本质不同。理雅各明确指出，老子从未提及类似基督教God的概念，道家之“天”与基督教的God有本质不同，《老子》中的“天”从未被用作终极存在意义上的“上帝”（God）[3]。理雅各的观点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当然，这种冷静而客观的认识与理雅各晚年在牛津的纯学术研究分不开。
1895年，传教士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出版了《老子》的英文译本，Lao Tsze，the great thinker：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God（Kessinger Publishing，2007年再版）。从亚历三大的书名翻译中便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基督教立场。译文中，亚历山大将“道”译为God或Creator，认为“道”的内涵类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第一因”（infinite First Cause），并以he这个人称代词来指涉“道”，将老子之“道”转变为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有意志和位格的造物主。我们来看看他对《老子》第一章的翻译：
God（the great everlasting infinite First Cause from whom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precede）can neither be defined nor named.
For the God which can be defined or named is but theCreator；the Great Mother of those things of which our senses have cognizance.
Now he who would gain a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the nameless and indefinable God，must first set himself free from all earthly desires，for unless he can do this，he will be unable to penetrate the material veil which interposes between him and those spiritual condition into which obtain in insight.
Yet the spiritual and the material，though known to us under different names，are similar in origin and issue from the same source，and the same obscurity belongs to both，for deep indeed is the darkness which enshrouds the portals through which we have to pass，in order to gain a knowledge of these mysteries.
再看看他对《老子》第二十三章的翻译：
Remember however that the man who regulates all his actions by a belief in God，will become like unto God；just as he who walks in the path of virtue become virtuous；and he who pursues a course of vice will become vicious.But he who has become like unto God will be a servant of God，whilst he who has become virtuous will obey the dictates of virtue，and he who had become vicious will continue to be a slave to vice.
To have a weak faith is to have no faith.
从译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亚历三大以“上帝”对译《老子》的特征相当明显，充分体现了传教士时代将《老子》作为传教的工具以及以基督教解读《老子》的突出特点。“亚历山大的《老子》译本，因其语言简明易懂，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味，是当时最受一般读者爱戴的英译本，也为基督教福音书传入中国铺平了道路。”[4]
1898年，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翻译并出版了《老子》，这是美国第一个《老子》英译本。该译本以河上公本为底本，对《老子》第八十一章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翻译，并附有插画。保罗·卡鲁斯虽不是传教士，却自称是一个“爱上帝的无神论者”。他的《老子》的翻译和解读中也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痕迹。《老子》第四章，他的翻译为：I know not whose son it is.Apparently even the Lord it precedes.显然，这里的Lord也是指“上帝”。而在对《老子》的具体分析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老子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相似之处。但是，作为美国第一个译本，保罗的译本在美国有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涉足《老子》翻译和研究时所依据的底本和参考。
1909年，在一战即将来临之际，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5]以中文本《老子》为底本翻译出版了The Sayings of Lao Tsze（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909）。“翟林奈的译本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他是在融通道家思想与西方宗教哲学概念的基础上，对《道德经》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道德经》圆融混沦的八十一章，在他笔下竟为八篇各自独立、自成体系，且关乎西方一战前局势的关于‘老子的格言’。”[6]不同于他的父亲翟理斯，翟林奈认为《道德经》是老子所作，认为老子宣扬一种超验的伦理哲学，译文中依然透露出基督教解《老》的痕迹。比如，《老子》第四章“象帝之先”，翟林奈的翻译为：It appears to have been anterior to any Sovereign Power.[7]“帝王的力量”，没有将“帝”译为God。但是，他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翻译为：Tao produced Unity；Unity produced Duality；Duality produced Trinity；and Trinity produced all existing objects.[8]将《老子》中的一、二、三翻译为基督教中的术语Unity，Duality，Trinity，用《老子》来证明基督教中的“圣三一体”。其中，特别谈到了“战争”，翟林奈详细阐发了老子的“反战”思想，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在英语世界老学发展史上，父子共同致力于《老子》研究，也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1919年，戈达德（Dwight Goddard）翻译了《老子》，书名为《老子的道与无为》（Lao Tsze's Tao and Wu Wei），1939年以相同的题目再次翻译《老子》。戈达德开始信仰基督教，后来转而信仰佛教，并翻译了佛经。这种信仰的变化也体现在他的《老子》翻译中。应该说基督教、佛教对戈达德的《老子》解读都有影响，以基督教、佛教的影响渗透在戈达德的《老子》解读中。书中，戈达德把老子之“道”看作一种非人格化的“创造原则”（creative principle），把“德”看作一种生命的活力（vitality）和阳刚之美（virility），并认为老子主张“无为”并不是要人们懒惰和禁欲，他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珍藏智慧的谦卑精神和无私的品格，因为“道”的存在才是永恒的真与善[9]。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以基督教解读《老子》是该时期英语世界老学发展的突出特点。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译者身份来看，这一阶段的译者以传教士和汉学家为主，并且很多译者兼有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而且，该时期较有影响的译者为传教士型学者（是传教士同时也是汉学家）占多数，比如湛约翰、理雅各、亚历三大等等纯粹的汉学家在这一时期只占少数且该时期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均为传教士的译本。这奠定了该时期以基督教解读《老子》的前提和基础。
其二，从研究内容来看，以基督教解读《老子》是该时期英语世界老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具体而言，以基督教解《老》又有两种类型：其一，传教士基于政治目的的宗教比附。他们的《老子》解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与《圣经》汉译相呼应，具有极强的社会政治功能，湛约翰、亚历三大便是典型代表；其二，译者虽不是传教士，但怀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解读中不自觉地以基督教眼光来审视《老子》，寻求老子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一致性，诠释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痕迹，保罗·卡鲁斯和戈达德便是此种类型。但是，不管基于何种目的和原因，基督教对他们的《老子》诠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基督教解《老》成了他们老学研究的共同特征。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基督教解《老》是英语世界老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典型特点，但是，由于基督教对英语世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带有以基督教解读《老子》特征的译本在英语世界老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出现，只是不占主流。比如，1972麦都斯特（C.Spurgeon Medhurst）翻译了《老子》（The Tao－Teh－King：sayings of Lao Tsze／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by Wheaton，Ill.：Theosophical Pub.House，1972），该译本以基督教来解读《老子》的特征十分明显。1985年，约翰·海德以《领导之道》为名翻译了《老子》，虽然其中心思想是对老子的管理思想进行发挥，以挖掘《老子》中的领导智慧，但其中也有基督教痕迹。比如，约翰在对《老子》第一章的翻译中这样说道：Tao is the single principle underlying all creation.Tao is God.…This means that I can know Tao.I can know God.即“道”指how，怎样，万物怎样运作，道是万物潜在的法则，道是上帝。God一词在约翰的译本中共出现了十八次，可见基督教对约翰的《老子》解读的影响。1994年，马拜（John R.Mabry）的译著God，as nature sees god：a Christian reading of the Tao Te Ching（illustrations by Jim Hardesty.Rockport，Mass.：Element，1994）出版，从译著的标题便可以看出译者鲜明的基督教倾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译本从比较的眼光看待分属两大文明的不同宗教流派的集注。”[10]虽然，马拜尝试将基督教与老子思想进行比较，但并非是在平等对视的基础上的比较，译著中仍然体现着以基督教解《老》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