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道家对生态的意义
道家的本体论、自然观、政治学、价值论、认识论中不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知灼见，这极大地鼓舞、支持着致力于克服环境和社会危机的深生态学家们，他们对道家的讨论充满溢美之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赞叹道家的“人要征服宇宙就要遭到失败”的认识，是一种“宝贵的直觉”。美国科学家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认为在东方传统文化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汤川秀树（Fukawa）惊讶在2000多年前，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老子就已经预见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态，对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克拉克（John Clark）在道家里发现了“慈”和对强作妄为的拒绝[2]。德沃尔（Bill Devall）和塞辛斯（George Sessions）认为“道家生活的基础是同情、尊重和慈爱万物”。“我们常谈到的一个道家形象是有机自我。道家告诉我们有一种呈现方式内在于所有事物之中。”[3]拉卡佩勒（Dolores LaChapelle）认为道家构成其深生态学的核心，“西方在紧急关头，努力抓住一些‘新思想’是不必要的。几千年前的道家已经为我们考虑到了”[4]。
叶保强（Po－Keung Ip）把西方哲学看成“明显反生态的”，认为老庄哲学能够为环境伦理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道家表现在自然观、本体论、价值论里面的平等观念以及“无为”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在道家的世界观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每件事物都内在地与其他事物关联着。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哲学来清除西方分隔人与自然的形而上学障碍，能为其他物种提供不以人类需求来衡量其价值的哲学，一种能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哲学。道家哲学就能满足上述需求[5]。马夏尔（Peter Marshall）在其著作的第一章“道家：自然之道”中说：“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道家已经表达了最早的、清晰的生态思想……道家提供了最深刻、最雄辩的自然哲学，首次启发了人们的生态意识。”“道家为一个生态社会提供了真正的哲学基础，提供了古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方法。”[6]
塞尔凡（Richard Sylvan）和本尼特（David Bennett）指出，道家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许多资源，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和个人修养方面的独特见解。它能修正、调整和极大地丰富深生态学理论。“道法自然”为绿色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哲学上，道家对世界的认识与霍布斯（Thomas Hobbe）—洛克（John Locke）正好相反，自然包含着价值，“道”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道家可以丰富和阐明深生态学的价值体系。深生态学也肯定多样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但缺乏推导出这些特征的宇宙论。在政治上，道家与霍布斯—洛克的政治思想也是对立的。后者认为自然极端无序，而道家认为这种无序远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会打破社会的自然秩序，强制也破坏了自愿俭朴的基础。最好的统治者不是在统治或领导民众，而是个人发展的楷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道家的生活方式是深层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是自然的伴侣，不应以人灭天，而应追求精神解放和自由。在消费和竞争方面，道家没有忽略有限度的自然竞争，这一点非常适合深生态学的环保的生活方式和非暴力政策。在道家看来，“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家在“不尚贤”和“不贵难得之货”方面见解很深，提供了深刻的、自愿的俭朴方式。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深生态学的最高目标是自我实现。道家“尊道贵德”，小我和大我的自我实现与“德”是相匹配的[7]。和道家一样，在深生态学中“自我”被扩展到更宽的领域，如澳大利亚环保人士塞德（John Seed）把“我保护热带雨林”变成了“我是热带雨林的一部分在保护自己”[8]。此外，道家对僵化的学校教育、积累狭窄的专业知识的批评扩展到了对技术的批评。在这些方面，深生态学理论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知名学者成中英先生在题为《论“道”与“气”之环境伦理》[9]的文章中，提出了有关‘道’和‘气’的四个环境哲学公理，即和谐化原则、相互贯通的原则、自发创造原则、自我变革的原则。作者指出这四条原则“展示了一种个体发生的秩序，相应的‘道’和‘气’之环境伦理的道义论原则展示了一种秩序，它回归源头并包含了整体性。依这种秩序，‘道’和‘气’之环境伦理把‘道’和‘气’之形而上学不仅引入目的论，而且引入了道义论。在‘道’和‘气’的形而上学中，目的论与道义论的结合与统一最终将使‘道’和‘气’之环境伦理趋于成熟”。在另一篇题为《环境伦理学方法在反思》的文章中，成先生说：“把道家作为一个完整的综合过程以及我们能够经历的一切现实状况的参照，就能够提供一种理解平衡与和谐的视角。将‘道’作为环境的基础和背景，不仅仅指‘道’这个概念给环境带来了整体平衡，也在于它能让我们从审美和伦理的角度去评价一个项目和行为对环境及我们自身的影响。因为‘道’指向许多动态的关系和情景，既有相互竞争，也有互相补充，既看到建设性，也看到其破坏性。”[10]
美国宗教哲学家郝大维（David L.Hall）指出，当前伦理和道德理论的危机是哲学危机的一种特殊反映。诉诸异质文化是解决当前危机的重要举措。道家在形成新的秩序意识方面有独到的贡献。在宇宙观方面，西方哲学一开始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多种秩序存在的可能性，其当代发言人是怀特海（A.N.Whitehead）；第二是只有一种秩序的规则在自始至终地维持着稳定，它一直在影响哲学和科学。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冲突正是“美学秩序”与“理性秩序”的冲突。道家伦理是一种美学伦理，“道”的完整性不是表现在单一的宇宙秩序的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所有可能性的意义上。任何一个特定的秩序都是真实的，它由整体中的特殊因素构成。道家哲学很重视“无”。“无知”即不求助于外在的原则；“无为”即非武断的行为；“无欲”即物质贪欲的节制；“自然”即符合“德”的行为。道家的整体观是平面的，没有等级。而欧洲古代传统认为，拥有理性的灵魂才能对环境提出最大要求。道家的“德”不仅包括理性事物的“德”，而且涵盖“有情”和“无情”事物的“德”。我们应该顺应自然，随顺事物的内在完美。道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提供了一些新的策略来处理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11]。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认为环境伦理学如此重要，洛克或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老庄是从艺术而非科学中抽象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预设了具体的情景。在某种环境中的特殊事物只能在环境中被评价，并充分考虑到环境在塑造这个特殊事物中的作用。作者通过比较，认为道家能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来阐明西方的命题，道家也可以作为一种概念资源解决环境伦理学的关键问题。西方哲学与道家哲学存在逻辑秩序和美学秩序（logical order vs aesthetic order）、二元论和两极交关论（dualism vs polarism）的区别。中国人更倾向于把生活看成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于个体的独特性、重要性，强调这个人、这件事与这个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柏拉图（Plato）来说，认识的实现是从具体和特殊向抽象与一般的推演，但对世界的美学解释却是构成和被构成因素在具体情景中的两极交关体现。两极交关论要求概念必须互相关联，一个概念准确的解释需要另一个的帮助，如阴阳的相互依赖。与二元论相比，这个特色可作为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范畴的互相依赖的交关论排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在道家的情景化的框架内，个人的修养和环境的修养是相互的。我们对环境的培养不是在培养他者，而是在培养自己。作者特别指出道家典籍中的“德”在后来的注释和我们当今对这个传统的认识中被严重地低估了。作者理解的“德”是特殊事件的完整和综合。“道”和“德”、边缘和中心应被理解为交关性而不是二元性。由于“道”和“德”的互相依靠，自然的秩序更易被理解为自然发生的规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先验存在的原则[12]。安乐哲在另一篇题为《地方性及焦点性在实现道家世界中的作用》的文章中还提出道家的过程和变化优于形式和静止、历史和神话优于逻辑、叙述优于分析、暂时的和协商性的生态平衡优于决定的和目的论的生态平衡、动态的和放射状的中心优于限定的边界等原则对建立环境伦理学有重要的启示[13]。
西方学者对道家与生态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窄到宽的过程。他们认为有些深生态学家对道家作了简单化的理解，把它当作了超历史的思想。他们不清楚对道家经典的注解随着不同的需要和价值一直在变，道家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克拉克指出在东西方的生态争论中，早期人们相信东方传统能为西方病症提供现成的治疗方案，但现在更具诠释性的理解取代了“新范式”的梦想。西方人注意到了古代东方哲学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一些生态学家借助被译成西方文字的道家经典，对其阐精发微，惊喜地发现了其中深刻的生态思想，对道家寄予厚望。随着国外对道家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除了哲学性的道家之外，继承道家思想的道教在神学、仪式、戒律、养生、艺术、民俗等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实践[14]。如诺顿（Bryan Van Norden）最近提出：“如果我们采用《道德经》表达的概要性观点，我们将会被误导。”[15]他催促今天的环境主义者要少关注“古典道家”的经典，多注意后来道士的实践，他们的价值观更适合现代环境主义。在他看来，道家往往经过儒家和西方的透镜而遭到误解。前现代的道家表达了宽泛的利他主义理想，道家经典通常展示出一个比西方思想家假设的更少威胁性的世界，道家表达了“一个超出人类领域而进入更多生物的普遍伦理”。他认为深刻分析这些经典有可能深入和拓宽现代生态思想，提供健康的、非家长式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模式[16]。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培珀尔（Jordan Paper）教授认为道教一些庆祝再生的仪式和行为强化了人与非人类的联系，正是这些醮仪通过法师发出了强有力的神的声音，有着增强环境意识的潜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