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逍遥：俍亭净挺《漆园指通》阐微

刘康乐

晚明时代文学艺术异彩纷呈，诸子学说乃至儒学“异端”涌现，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和人文自觉，掀起了“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潮流。佛教和道教走向更为世俗化的道路，僧侣亦以书画和诸子杂学为时尚，“不独文艺，即诸子百家杂学，亦当日禅门所尚。其始由一二儒生参究教乘，以禅学讲心学。其继禅门宗匠，亦间以释典附会书传，翼衍宗风，于是《中庸直解》、《老子解》、《周易禅解》、《漆园指通》等书，纷然杂出。国变既亟，遗臣又多遁空寂，老庄儒释，遂并为一谈。宗门虽盛，名山老宿，反有大法沦堕之忧”^[1]。陈垣认为明末清初佛教界的表面兴盛，实则为佛教衰落之象征。中国佛学在隋唐鼎盛之后，已经在义理上没有更多的创新，禅和净土已成为后世佛教的主流，儒释道三教思想更进一步地融汇，心性之学也成为三教合一的共同方向，对儒道文化的热衷关注也成为佛教学术的新潮流。

明末清初的民族危亡之机，在家国丧乱的无奈世情下，广大爱国士人选择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前朝遗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死抗争，或绝望之余纷纷逃禅入道以存身，或居家不仕著书立说以明其志。逃禅是明末清初遗民的一种无奈选择，逃禅遗儒们虽栖身山林，实拳拳报国之心未死，很多人借助僧侣的身份组织秘密活动，积蓄力量意图东山再起。正如致力反清复明的士人归庄所说：“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居家而髡缁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2]“不得已”是逃禅入道的遗儒们的典型心态，如觉浪道盛、方以智、叶绍袁、屈大均、俍亭净挺之入禅门，傅山入道等，皆是如此。然而在逃禅之遗儒中，也有一些从最初的“不得已”的游禅者，最终成为“乐道”禅门高僧，明末清初的曹洞宗僧俍亭净挺即是。

净挺（1615—1684），号俍亭，俗名徐世恩，字世臣，别号逸亭，浙江仁和人。崇祯十五年（1642）中副榜，福王时举为明经之首，因敢于抗议马士英乱政，声名大振，在南明覆亡后，每每作方外游，顺治十八年（1661）遁入禅门，嗣法曹洞宗三宜明盂禅师，曾“见浪杖人觉浪道盛，与酬酢，著《答问》一篇。既又注《南华》、《淮南鸿烈》、《太玄》、《法言》”^[3]。作为前朝遗儒，俍亭净挺也是众多“不得已”的逃禅者之一，曾在当时逃禅领袖人物觉浪道盛禅师门下受教，尤好庄老易学，其碑铭所谓“注南华”，即所指其所著的《漆园指通》一书，其“禅解庄子”的思路在当时遗民“儒解庄子”学说之外独树一帜，其对庄子“逍遥”、“齐物”的佛教化阐释，对于理解明末逃禅者的心路历程极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