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作为他者的启示作用

一些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顾虑、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严重性的认识，对道家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他们更愿意把道家作为启发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传统的他者。在他们看来，道家对西方没有直接的意义，只是间接地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仅仅意识到中国思想的现实，即注重实效的思想和仪式，才能有效地回应基督教；那些试图创造代替西方传统的人不可能找到本来就不存在的基石。

培珀尔认为道家对西方的意义是间接的，它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21]。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坚持西方应该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创新性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它可以把道家等东方宗教作为催化剂来启示生态科学^[22]。当代著名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J.Moltmann）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借助老子，我试图找到重新尊重自然和确立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新的联合体……我并没有皈依道家，也没有把外国智慧作为我自己的智慧，而是因为老子使我看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以及西方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中的智慧传统。我懂得了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从历史上来说，《道德经》是在中国严重的环境危机时代写成的。”^[23]

一些西方学者热衷于用非基督教信仰来启发他们对自己信仰的重新思考和认识，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如科布（John B.Cobb）虽然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对东方智慧十分欣赏。他的过程神学特别赞赏道家的阴阳平衡观念，认为“道家关于神的这种远见应该始终成为基督教的组成部分”^[24]，因此他的生态神学拒斥作为男性的上帝，而主动把道家因素融入基督教教义之中。怀特（Lynn White）的文章虽然指出基督教是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但由于各种文化有其生长的土壤，把一种文化移植到其他文化之中不一定起作用，所以作者的结论却是改革基督教，以便让它把人类带出由它引发的环境危机。科布看到道家和其他的中国自然观未能阻止古代中国的环境破坏行为，因此对西方来说，更可行的方法是修正西方的传统而不是移植外国的思想^[25]。德国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认为，在中国的儒道释三大传统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是道家思想。因为，中国的佛教已经不是古印度的佛教了，它的出世精神对中西文化的对话有害无利。而儒家思想又由于太入世，以至于难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他认为，西方无法接受儒家文化。但道家精神则完全不同，它的超越精神堪与西方的超越精神媲美。他希冀通过中国道家的“无为”、“贵柔”、“尚朴”精神，重新找回西方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重振西方文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