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变改”：道教对灾异现象的生态反思
道教在汉代的兴起，与当时颇为盛行的“灾异论”思潮密切相关。可以说，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对灾害现象的思考、对民众生存环境的关注，是导致道教这个生态性文化实体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现实动因。
所谓“灾异论”，一般是指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对自然灾害，或“异常”的自然现象所作的系统解释。“灾异论”之所以在汉代受到重视，其实与当时民众的实际生存环境状况和信仰观念密切相关。据相关研究，“两汉是有史记载的继夏禹之后第二大灾害群发期，水、旱灾，风暴，蝗、雹、疫灾和地震呈多发、并发趋势。西汉本始四年（前70年），继上年大旱，河南、北海、琅琊等49郡地震，今山东昌乐、诸城一带被压死6000余人。建始四年（前29年）九月，黄河在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4郡32县受灾，淹没农田15万余顷，毁官亭庐舍4万所。建国三年（11年），黄河决魏郡，洪水淹清河郡以东数郡。由于王莽不堵决口，听任洪水泛滥，致使兖豫平原受灾长达60年之久。东汉永初元年（107年）秋，河南连降大雨，伊、洛、汝河特大洪水，造成41郡国315县大涝。永兴元年（153年）七月，黄河泛滥数千里，死数十万人。东汉末年，瘟疫流行，死亡相枕，甚至出现‘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的惨景”[1]。
上述境况，无疑非常强烈地刺激了当时民众宗教化生存意识的爆发性产生。如原始道教西王母信仰的流行，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据《汉书·哀帝纪》载，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关东发生大旱，民不聊生，导致大批百姓离乡逃难。在逃难的过程中，众人经历郡国二十六，直达京都，并于京师聚会，摆设祭祀器具，以歌舞祭祀西王母。东汉末，张道陵在蜀创“五斗米道”，其传道的手段与内容，也主要为行符敕水，奇方妙术，消灾灭祸：或求雨、请晴，或却虫、断瘟疫，或保胎、催生等等，涉及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张道陵的形象为历代道教徒所崇奉，其被赋予消灾避邪、保佑太平、祈求健康的功能。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民众在应对、反思各种灾害现象过程中，逐渐泛生出来的自觉而实际的环境意识与生态思维。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了这一思想进程。
首先，从关注视角或焦点来看。道教非常关注给广大百姓生产、生活直接带来危害的自然灾难，关注人民现实生活的苦难，具有明显的生态性意识。灾害发生，“山川为空竭，元气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成，天灾变改，生民稍耗，奸伪复生”。天灾人祸搞得山川资源匮乏，土地不能滋养生长作物，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损，社会伦理道德风气的败坏等等，可谓之“巨害”矣！因此，《太平经》关注“灾异”现象的主要目的是“邪伪毕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灾都灭亡，人民万物乃各得居其所矣，无复殃苦也”。
《太平经》还特别指出，形形色色的灾难，往往多是发生在旷野民间，是老百姓最先遭遇到，受到的危害也最大。因此，经书中特别批评了有些官吏为了私利，不关心百姓疾苦，反而加剧了灾难危害的程度。例如，有地方发生了灾害，上面往往派官员来治灾、赈灾。然而，由于官方一向不以民生为本，“其记事不及民间大小”，官员们大都并不了解灾区的民情、环境等实际情况。所以，要他们来领导、组织人民救灾、治灾，往往是不得要领、没有什么成效的。更有甚之，许多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还经常相互包庇，共同对上隐瞒灾情，导致百姓遭受更大的灾害威胁和利益损失。作者忧愤地指摘道：这些只图谋自身功名利禄的官员们，又怎么会去知悉、关心民间百姓所遭受到的灾难痛苦呢？
其次，从对“灾异”发生原因与性质的解释来看。经书认为，灾异之因，并非唯帝王之道德过失引起，而是由于大家“共为非”的结果，即每一个人包括普通百姓在内，都有做得不好的具体事情所致，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界本身的因素：“天地出生凡事，人民圣贤、跂行万物之属，各有短长，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书中把那些人为过失归结为“失道轻事”——“失道，天地为灾异。”
《太平经》对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出现的破坏生态与环境的行为，有着非常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和反思。《太平经》经常把人类伤害天地环境的行径比做虫子毒害人自己的身体，以劝诫人们警醒自己的行为：
比夫人躯长一丈，大十围，其齿龋间虫，小小不足道，食人齿。大疾当作之时，其人啼呼，久久齿为之坠落悉尽。人比于天地大小，如此虫与人矣。齿若金石之坚者，小虫但肉耳，而害物若此！
作者进一步指摘道，世俗中人为满足自我膨胀的私欲，热衷于追求建造“大屋丘陵冢，及穿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竖柱，妄掘凿沟渎”，搞得森林、山川甚至整个大地“皆为疮疡”，“闭塞壅阏，当通而不得通”。如此，天下又怎么会不发生灾异，人类自身又怎么会不受到惩罚呢？
最后，从对“灾异”的解除方法和手段上看。《太平经》指出：
天地开辟以来，流灾委毒之谪。古今天文圣书贤人辞已备足，但愁其集居，各长于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灾变，故使流灾不绝，更相承负后生者，曰得灾病增剧。
这段话的要义是，对于各种“灾变”现象，从古至今，人们虽然已累积了许多经验的认识和解除方法，但是，没有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形成关于“灾异”问题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方法体系。而仅仅用一个侧面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一主张，明显反映出了道教具有一种系统论的消灾、减灾方式的思想倾向，即把解除“灾异”视作一项系统工程，力图从自然或生态整体的意义上对“灾异”问题加以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