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道德经》比较强调天道的价值，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人道应该法天道，也应该做到自然、无为。人道中价值的基础和根源来自天道，人们尊道贵德、清静无为、抱朴守真、柔弱不争，法水之善利万物而不争，即可达于上善、成就逍遥。
对于理想的价值目标如何在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实现，《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其“无为而治”，不是指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做，而是指要顺着事物内在发展之规律而行，顺着事物之性情而动，这样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指的是不主观妄为，道无主观之私意，不过是随顺人性、物情而施为，故能无所不为。统治者若能知晓道之无为义，天下民风将同化而归于自然。道家对无为而治是持肯定和乐观的态度的，认为统治者要行不言之教化，处无为之事，引导人们法道而行、与道相通，从主观妄为中、从贪欲中解脱出来，就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
在道家看来，治理天下只是顺人之情、顺物之性，无为而治。因为天地生成万物，并不是为了要刻意表示自己的仁爱，只不过是顺物之性而为，在这个过程中，天地并不视自己为万物的主宰；同样，圣人教化百姓，亦不是为了要刻意彰显自己的仁爱，不过是顺应百姓之情而施政，并不自视自己为百姓的主宰。治理天下国家，应该法天道自然之规律，不能仅凭统治者自己的主观意志。故具有上德的统治者在进行统治时，并不刻意去造作和经营，而是顺乎人之性和物之理，无为而治。圣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以百姓的心意为准绳，来衡量政治的好坏，社会风气好的时候，圣人根据此情况努力来治理国家；社会风气不好的时候，圣人也根据此情况努力来治理国家。百姓诚信，圣人固然信赖、依靠之；百姓不诚信，圣人还是努力信赖、依靠之。圣人治理天下，随天下人之心意去作为，虽说是治理天下，却表现得浑然天成。
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是统治的目的，但如果不依道、不依规律行事，天下国家不仅得不到治理，反而会大乱。《道德经》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4]，认为治理大国就好比煎一条小鱼，不能经常去翻动它：煎小鱼时如果经常去翻动它，小鱼就碎了；同样，治理天下大国也不能随意搅扰百姓，不必刻意去经营，否则就容易导致天下大乱。道家强调政治要法自然而行，这就是其最理想状态。统治者如果不以自己的私智来治理天下，而是顺天下万物之情来治理，则天下万物各得其治，这就是无为而治。
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统治者要本着大道去治国。统治者自抑不彰，那么，百姓就会返朴归真；如果统治者通过严苛监督来治理国家，那么百姓就会变得狡猾而难以治理。统治者不法道之自然、无为去治理天下，就有仁、义、礼制等人为制度、规范的出现。这表明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忠诚、信誉已经趋于消失，这恰是导致社会祸乱的开始。社会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政府颁布了很多的禁令，结果老百姓反而因之更加贫困；民众私藏了许多利刃，国家、社会就更加昏愚；提倡淫巧竞争，则社会上的奇怪之事经常发生；政府颁布了很多法令，可是社会上盗贼仍然在横行。所以，统治者无为治国，百姓就风俗淳厚；统治者不兴事扰民，百姓可以富足安康；统治者恬淡清静，社会就会充满正气；统治者不纵欲败行，则社会风气就会纯朴、正直。另外，道家也认为，统治者也不要刻意去崇尚贤能，以避免天下人因此都去争夺此虚名；不能偏好稀奇难得之物，以避免诱发偷盗之心；要提防因物欲而勾起贪情，从而避免扰乱民众内心的安宁。圣人治理国家主要采取的手段有：净化百姓的心灵，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不煽动百姓使之冲动，而致力于增强百姓的体质；使民众不知虚名浮利，无意为此而竞争。这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不敢自恃聪明，胡作非为。统治者遵循道之无为的治政纲领，天下国家自然就能得到太平。
如果想要通过夺取天下，并以强权来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在道家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天下并不是个人私有的产物，天下国家是神圣的公器，不可能按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加以统治。如果统治者想要以自己的私心执持国家政权，按己意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这种统治必然遭到失败，所执持的天下、国家政权也必然丧失。
至于理想的价值世界，《道德经》则强调“小国寡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田园式道家自然生活的理想图景。它提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道家理想的国家就是“小国寡民”。所谓“小国”，不是说理想的国家就是规模小的国家，此处之“小”可作动词用，指“小”其国事。但国家大了，国事自然就多了，如何才能“小”其国事？道家认为，“小”其国事不是说没有或减少国事，国家通过法道之自然，没有或少有频繁干扰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的妄动，这种妄动越少，则国家的“有为”之政就越少，这就是“小”其国事，能做到这样，就是“小国”。同样，所谓“寡民”，不是指国家的百姓稀少，而是指百姓寡欲。寡欲则百姓朴实无华，故虽然有复杂的器具，但百姓们无利欲难填之心、精神和乐，在器用方面也因此就没有特别的企求。因为天下太平，国家治理得很好，所以百姓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不用逃亡到远方去谋生。舟船车辆、盔甲枪械等皆用不上，文字也用不上，人们好像回到了结绳而用的古代纯朴社会。又因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享有好的社会环境和风俗，故邻近国家的人们彼此虽然能听到各自鸡犬的叫声，但百姓从生至老、死，也不会发生相互欺凌、侵伐的现象。道家强调复归于自然，并非要弃绝文明，回到刀耕火种的生存状态。复归于自然，实质上是要把自然的精神和意义保持在文明中，即所谓“大制不割”。“制”即制度、人文、文明，最理想的制度（“大制”）或最理想的文明状态，即在文明的存在中保持住那个自然生命的整全性（“不割”）；自然是相对人为而言的，“人为”亦即“有为”，道家亦称之为“伪”，与之相对，自然也就是“无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圣人法道，其治理天下，养成万物的原则，亦只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生、成、养、长不能说不是“为”，但这个“为”只是辅相人、物以自成、自化，而不加任何的故意和外在的干预，因此，这“为”亦即是“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无法摆脱人文和文明的存在方式，但却必须排除或消解由此带给人的伪弊，以保持和重新拥有那自然的本真性，这是老子《道德经》“小国寡民”政治哲学的理想追求[5]。
在理想的社会中，也存在圣王与君主。理想社会的君主顺万民之性、万物之情来治理，因此，百姓没有觉得君主做了些什么，而治世的事业在自然而然中就成就了；君主功成、身退，百姓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想社会中，君王也不与民争利，不压迫和剥削民众，其胸怀犹如江海：江海之所以能为百川之汇，原因就在于江海甘于处下，所以百川才奔流入江海；同样，圣王效法江海甘于居下的谦逊态度，事事为百姓考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百姓也如水归于江海一样归于他。故处在君主这个位置上并不是一种享受，相反，君主要担当起天下的重担，受国之垢，其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在理想社会中也有圣人，那些有道的圣哲之人，以“有余”来奉“不足”；并且虽然这么做了，还不自恃是自己的功劳，不愿意让人们认为自己是贤哲之人，从而背上“贤哲”的虚名。圣哲之人不囤积私财，他们奉行这样的原则：越是帮助别人，自己就越充实；给别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就越多。他们认为天道与人道应该统一起来，正如天道利养万物而不害一样，人道也应该倡导努力为社会、为他人服务而不争夺一己之私利。
故《道德经》强调统治者要知道满足，不要利欲熏心，如果不知足，则灾祸就在眼前。因此，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无为而治的社会；次一等的社会中，百姓亲近自己的君主，歌颂自己的君主；在更次一些的社会中，君主表现得很威严，人们对于君主感到害怕；在最差的社会中，人们从内心看不起君主，轻慢甚至侮辱他，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自身诚信不足，故而导致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不信任。所以，《道德经》强调统治者治理国家、爱护百姓，要“无为”而不妄行，不要刻意引导百姓追求所谓圣人的境界，治理国家不以智谋，老百姓将因此而得到大的利益；不过度追求外在的仁爱与节义，百姓就可以恢复其内心本来所具有的孝慈；不引导百姓追求私利、追求奇巧之物，那么社会上的盗贼自然就会消失，社会就可能由不合于道向合于道复归。道家对未来的企盼，当然是理想的、无为而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