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道家对生态的贡献

不同于以上介绍的学者积极主动地从道家中挖掘有益于当前生态环境思考的资源，有一些西方学者却怀疑道家对生态的贡献，提醒西方要谨慎地引进道家思想。他们认为深生态学家的道家完全是现代西方的创造，即：假如通过西方思想发展道家，认为西方式的道家能够解决危机，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他们怀疑的主要原因是包括道家在内的东方传统没有有效地遏制这些国家在前现代和现代的环境退化。这些传统在本土上的作用甚微，对解决全球问题的作用也就不容乐观。他们给那些对道家与生态抱有很大希望的学者泼冷水。培珀尔教授认为深生态学家们对道家的想象太浪漫，对道家作了简单化、西方化、超历史的理解。西方学者和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学者尝试着从中国古典中推导出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其实与中国思维方式没有多大关系。环境问题如此迫在眉睫，对其他文化的浪漫诠释能否拯救这个星球是值得怀疑的。生态伦理学可以在西方传统中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方面，也应全面地看待中国思想，中国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早已出现，当代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任何一个不以观光团形式到中国旅游的人将难以理解中国传统何以可能因为其理想的环境态度而被赞誉。在向西方宣传之前，东方需要对其资源做相当的革新。

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注意到环境主义者对道家的参考和借鉴。在他看来，道家仅仅代表少数隐士的观点，普通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巨大地改变环境。西方在那里寻找环保模式是不合适的^[18]。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很担心道教、佛教等亚洲文化闯入西方。对他来说，东方思想是神秘的，让东方传统来影响西方的环境哲学，就会让西方人再次面对“西方文明曾经反对的最危险的幻想”。帕斯莫认为转向东方哲学和宗教没有意义，即使假定他们有生态智慧和价值，但他们并没有避免东方的环境退化。如果过分看重西方环保主义者高扬道家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地结束西方的政治自由制度，这比污染更糟^[19]。维尔奇（Holmes Welch）也曾经说过《道德经》的教义对现代社会是有害的，对补救现代问题没什么作用^[20]。

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从宗教和科学的话语体系不同出发，认为道家的阴阳观为生态学或物理学提供理论资源，将导致不同话语范畴运用的错误。他认为道家对自然的描述也许启发了生态学，也许道士观察到了一些事实，并比西方人更重视它们，也许道士更好地发现了生命在自然中的价值，但道教生态学在很多时候仍处于困惑之中而未建构起一种模式。我们应该追问东方在科学产生之前信仰什么，这些信仰能否帮助科学已经产生的西方重视自然。要将一种世界观与它产生的传统分离是困难的，在东方气候下起作用的不一定能适应西方。西方太需要他者的帮助来珍视自然，所以想引进东方宗教思想；而东方希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东方自己也面临着将其宗教传统注入科学之中以有效地尊重自然的问题。假如一种理论需要被采用并产生作用，对东方思想能力的检验就是看东方国家如何解决他们的环境问题。在向西方宣传之前，东方需要对其传统做重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