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迹兼忘，事理玄会，则天下各正其性命
本体论哲学的完整建构，是陆希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这一继承发展了王弼与成玄英思想的认识收获，为形上学在哲学思考中的地位，重新赢得了历史声誉[1]。而陆希声对形上学问题的强烈关注，归宿在于社会政治问题方面。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回顾，总结儒、道两家共同的精神宗旨，以期重振大唐王朝的生机。
普遍的价值准则，不会因为世事的迁移而改变。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必然以符合这一崇高目标为建设的方向。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被圣明的老子光大于世界，人类的精神生活摆脱了长期在黑暗中徘徊的悲惨境遇。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标志，在于永恒之道照亮了人类的心灵。“夫道之所以为常者，以其善应万物，而万物不能累也。唯能知道之常，则能常善救物，而不为万物所累。”觉悟者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见证了形上之道“善应万物，而万物不能累”的永恒绝对性，因此通过把“常善救物，而不为万物所累”的博大情怀，毫无保留地落实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使“其用也微，其理也彰”的形上之道，成为启迪每一个人精神的无尽资源。由于与觉悟者具有同一的本质属性，“故能知其常”为每一个人的先验潜能，不会为觉悟者垄断。能够领会其宗旨“则谓之袭明矣”，把永恒的价值理想不断光大于人间。说明“袭明”的心灵自觉，“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终身无吝也”（第十六章）。扭曲了“以理会事，以事合理，事理冥会”的精神原则，使老子“为天下之法则也”（第二十二章）的真理性认识受到了严重伤害的现状，令陆希声十分不安。
陆希声断言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只有老子的思想见解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夫唯老氏之术，道以为体，名以为用，无为无不为，而格于皇极者也。”这种“格于皇极”的精神洞见，指引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后继者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使老子的精神遗产出现了不应有的扭曲。“杨朱宗老氏之体，失于不及，以至于贵身贱物。”趋于个人中心主义的杨朱，其“为我”的主张放弃了自我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故务欲绝圣弃智。”庄子以其深刻的心灵洞见，揭露批判了文化创造带来的对人性的异化现象，可是陆希声认为庄子却走向了否定一切文明价值的绝对化道路。而“申、韩失老氏之名，而弊于苛缴刻急”，以申不害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片面割裂了名实关系，把法制的精神归结为刻板的条文。这种僵化冷酷的治国策略，与老子化成天下的理想格格不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王弼与何晏同样未能领会老子仁民爱物的良苦用心，苛刻诋毁社会价值规范存在的必然合理性。“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历史上那些自诩为老子思想的继承人皆不合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老子的思想。
儒家也没有领会老子的深意，使“老氏受诬于千载，道德不行于当世，良有以也”。意见淹没了真理，圣人的福音不能传递于世界。
老氏本原天地之始，历陈古今之变。先明道德，次说仁义，下陈礼乐之失，刑政之烦，语其驯致而然耳。其秉要执本，在乎情性之极。故其道始于身心，形于家国，以施于天下，如此其备也。（《道德真经传》序）
如此“乃可玄通其极”（第一章），把真理的光明备显人间。那些妄言老子“捶提仁义，绝灭礼学”的愚昧之流，不理解这是集内圣外王之道于一体的博大思想体系，长久存在的蚊议蜂起的局面掩盖了《道德真经》的真谛。“昔伏羲画八卦，象万物。穷性命之理，顺道德之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奠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性命之理”的内在意蕴第一次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而“道德之和”成为历代哲人与英雄不懈的精神追求目标。
伏羲思想的继承弘扬者老子，他的“先天地，本阴阳。推性命之极，原道德之奥”的心灵向往，“此与伏羲同其元也”，奠基于同一的思想立场。发扬光大了先圣的不朽业绩，把自由超越的价值理想推进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王观大易九六之动，贵刚尚变，而要之以中。”这种中道观深刻地启迪了老子的哲学思考，更加细致地领会了《易》的认识内涵，因此能够“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统之以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慧命之火，“此与文王通其宗也”。道德性命问题是一切学术之本，伏羲与文王以及老子旨义无二，都从不同方面发扬光大了《周易》的精神。尤其是老子“拟议伏羲，弥纶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的精神向往，决定了其能够“变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变之机，探至精之赜。斯可谓至神者也”（《道德真经传》序）的崇高地位。因为“机”的决定宇宙变化的关键，与“精”的永恒不变纯洁无瑕的万物构成元素，都被老子洞察无遗。人类从此不再徘徊于黑暗之中，以“至神”称赞老子精神创造的能量的陆希声，远远超过了对伏羲等先知的评价。
老子思想的深邃高远用意，是昭示世人“将使心迹兼忘，则至于玄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会，则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于物之迹焉”。生命的光彩因为需要以“心迹兼忘，事理玄会”的方式激发于世界，当“无累于物之迹”的自我独立不移的时候，人生因此彻底圆满自足。摆脱经验表象造成的迷惑而超越自我，心灵将“事理”的表里内外凝聚为统一的和谐整体，“玄之又玄”的宇宙人生真谛成为个人的精神享受。是“各正性命”的每一社会成员都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大同”的理想世界就会诞生于尘世。其“首篇以常道为体，常名为用，而极之于重玄”。思想认识的前瞻性、真理性充分表现于“重玄”的精神向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的至极高度。“此篇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而统之以兼忘。始末相贯，而尽其体用也”（第三十七章）。在此进一步说明道之为体是无为的自己而然，成为万物存在的普遍依据的道理。不是空洞的逻辑抽象，指明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兼忘”的心灵净化，自做主宰把握自己的命运[2]。“体用”的任何方面都被老子无所不备“尽”现于世界，此其“统之以大”的崇高情怀的反映。这就是“至神”的老子昭示的“大同”的人类发展目标，绝不是空洞的许诺，而是来自对人性的深刻领会。
虽然人类的文明发展具有阶段性，但是只有老子的应运而生最终使精神创造的价值与意义，彻底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一方面激励着世人向自由解放的终极目标不断迈进，另一方面又成为化解不同时代面临的危机的强大力量而生生不息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