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引因方术成为显学
秦汉两代的统治者对神仙方术的推崇，是其能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秦始皇和汉武帝是方术的真正迷恋者，他们都想通过方术通达神仙、长生不死，同时也有以方术兴太平的治国梦想。
“吾……悉招文学方术之士甚重，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以明显看出秦始皇欲用方士兴太平、求长生。文学之士以儒生为代表，方术之士则是方士。秦时方士与儒生享有同等待遇，共同构成士阶层。“焚书”是禁止私学，特别对儒生的势力加以制裁。然而方术书籍不在禁书之列，方士的活动非但没有受到官方限制，反而得到大力的推崇。李斯建议：“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导引方术与医药同类，直到汉末，医药还都被看成方技的一种，华佗被列到方士里面。当时，导引方术不但不在禁书之列，还得到皇帝的关注，并且可以私相传受。后来，方士侯生和卢生诽谤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大怒，才下诏逮捕妖言惑众者。结果儒生和方士相互揭发，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事实上，与其说“坑儒”毋宁说是“坑士”，因为被坑之人既有儒士也有方士。“坑士”事件之后，方士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但“坑士”的第二年，秦始皇便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并使之“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始皇为了能成仙，对神仙方术并没有真正禁绝，“坑士”也只是一时气愤而已[15]。整体来看，神仙方术在秦代是兴盛不绝的。
汉初，导引方术在社会上层传播并不十分广泛，武帝之后才迅速流行起来。张良对导引之术的实践有其自己的原因，且在汉初政坛上并不多见。《史记·留侯世家》载：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
张良生性多病，“状貌如妇人好女”（《史记·留侯世家》），身体柔弱，选择导引治病养身，“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治病之外，“弃人间事”也仍然带有几分求仙的思想。张家山出土的《引书》中，很多导引术式都与治病相结合。如治肠病条，“病肠之始也，必前胀。当胀之时，属意少腹而精吹之，百而已”[16]。实践导引时要深居简出，甚至是“弃人间事”。至少从战国开始，导引之士已经多为“江海之士，避世之人”[17]了。张良为了实践导引，“杜门不出岁余”，竟闭门不出一年有余。虽然张良不想过多参与政事，但毕竟身居“留侯”之位，且当时刘邦才定都关中，必有很多事情需他筹划。由此可知，张良时代，离群独居、安静自持已经成为实践导引的条件要求。
张良导引之术从何处学得呢？战国时期，方术之士出齐楚燕，而张良本为韩人，韩地并不盛行导引之术，其导引不应是承袭自韩，应是后来习得。张良的学问多与仓海君、黄石公两人有关，其导引术来源于这两人的可能性很大。按照《史记》载：“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如淳注曰：“秦郡县无仓海，或曰东夷君长。”[18]秦没有仓海郡，汉武帝时始改郯郡为东海郡，张良所见仓海君很有可能是东海郡之贤人。从地理位置看，张良在淮阳学礼，仓海君在淮阳之东方，东海郡在淮阳之东。淮阳，为楚地，东海为齐地，张良学习在齐楚，汉方士亦多出齐楚，因此，张良在淮阳学礼、东见仓海君过程中，很有可能接触过导引。当然，自黄石公处学习导引的可能性也很大。黄石公，盖隐者也，居下邳。下邳，亦齐地也[19]。其授予张良的《太公兵法》，为齐姜子牙所著。虽然《太公兵法》已亡佚，但通过作者及张良后来的运用来看，其书应本黄老思想，这也或是张良功成身退、辟谷导引的思想源泉。吕后则与张良相反，反对导引，且认为导引是自讨苦吃。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可见，张良时期，导引在上层社会并不流行，否则吕后也不会发出“自苦如此乎”之感慨。
导引的兴盛，与武帝以后的方术盛行有很大关系。整体而言，汉代的统治者对方术的喜好更甚于秦。皇帝、大臣、外戚等都有方术的热衷者。《后汉书·方士传序》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协道艺之士，莫不复策扺掌，顺风而起。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方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另外，两汉的察举制度中，还常有察举方术之士的诏令。如，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六月，有察举阴阳灾异者的诏令，“盖闻安民之道，本于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吏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汉书·元帝纪》）。王莽在位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察举，其中包括“天文”、“历算”、“方术”等科目。两汉时期方术文化兴盛，方士势力广大。导引属于方术之分支，因此也顺势得到发展。
记载汉武帝追求方术的文献中，可见导引的痕迹在里面。
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书法。（《史记·孝武本纪》）
武帝以神君之言刊为法言，专门为巫医之神君设置礼神的宫殿，并为术士设立官职。“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史记·孝武本纪》）李奇曰：“食谷道引。或曰辟谷不食之道。”武帝对李少君之言深信不疑，在“食谷道引”方面也一定受到了李少君的影响。汉武帝不止用方术追求长生，还用方术治理国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徭不息。’《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史记·孝武本纪》）把国家治理良善并非易事，政策繁多，见效甚慢，由此而萌生借神仙之力治理国家，只需祭拜神灵，岂不简易，这种思路也是人之常情。借用方士之法封禅的重要目的也是祈求神灵保佑国泰民安。“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这也与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有关。统治者不去扰民，但又想为民做些事情，因此祈求神仙暗中帮助。汉武帝还用方术作为寄托情感的方式。“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史记·孝武本纪》）武帝对王夫人情深，希望能够通过仙术再续前缘，故借用方士之术，以慰藉其情感。汉武帝的强烈思念之情，再结合方士的一些手段，真的请来了王夫人的鬼魂。这一现象与后世实践导引过程中的走火入魔有几分相似[20]。
东汉末年的曹操对导引推崇有加，以致导引曾在曹操军营流行一时，甚至军营之将士还有因行导引过差而走火入魔的。曹丕《典论》记载：
后始来，众人无不鸟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
甘始，曹操所用之方士也。《后汉书·方士列传》：“甘始……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御妇人术”，即房中之术也，可见当时房中一项也是方士的一项技能。曹植《辩道论》亦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甘始来到曹操军营中，诸多将士皆随其练习导引吐纳之术，“众人无不鸟视狼顾，呼吸吐纳”，可见曹操对导引之术的积极态度，否则绝不会有“众人无不鸟视狼顾”的情况发生。张华《博物志》曰：“太祖……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此条可知，养生之术是当时方术之士的一项必备技能，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曹操“好养性”，不找专职医生，而去招用方术之士。
专门记载方士实践导引的文献不多见。《后汉书·方士列传》专门为方士列传，其中对方士的描述多为怪诞之词，如能遁形、禁水、变化、预知未来、沟通神鬼之类常人无法理解的能力，范晔本人亦称方士之行“如或迁讹，实乖玄奥”。其中有些方士的材料涉及导引。相对方士掌握的其他方术，导引还是可以被常人接受理解的，且已与医学关系紧密。许杨，王莽时期方士，好数术，后为躲避王莽的召唤，于是“变姓名为巫医”[21]。可见方士与巫医具有相似的技术，否则许杨也不可能去隐姓埋名做巫医。《后汉书·方士列传》中还记载了几个医家，至少可以说明南北朝时期，方士和医家没有全然分开。郭玉，东汉和帝时太医丞，对医的解释与导引行气颇合，“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22]。郭玉治病有个特点，治疗贫贱人的病常常效果明显，但是治疗贵族时则会偶有不愈。和帝怪之，郭玉认为“骨节不强”、“好逸恶劳”是贵族病不得治的重要原因。言外之意，贵族之人长行熊经鸟伸、吐故纳新之术，是身体劳动则病可去。华佗，精于方药，晓养性之术，年近百岁而犹有壮容，当时人以为仙。华佗本人却“耻以医见业”，但他临死时却写了一本“可以活人”的医书送给狱吏。华佗对“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等官途也不感兴趣，或许他要做清静无争的隐者。华佗对导引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整编的“五禽戏”，是现存的最早的导引功法系统套路[23]。对后世导引的套路化发展影响深远。并且以朴实的养生原理解释了导引养生的道理，“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他的学生吴普坚持练习五禽戏，九十余岁，仍耳目聪明、齿牙完坚。泠寿光，实践房中之术、行气吐纳之法，到了一百五十岁，其色仍然如三四十岁人[24]。纵观《方士列传》，只有几位医家所从事的导引治病之术还有迹可循，其他如遁形、禁器、通鬼神之类似巫术的方技确难证实。范晔把两类事物放在一起论述，说明当时人意识中二者的区别并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