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异：道家固守大仁，儒家则退而求其次
虽然道家和儒家都承认大仁、安仁是最高层次的仁，但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二者却有了明显分歧：道家固守大仁，反对带有功利目的的仁；而儒家则认为大仁很难做到，退而求其次，去宣扬带有功利目的的仁。
关于推行“大仁”的现实可能性，孔子反复提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22]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23]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24]
“无欲而好仁者”也就是老子说的“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即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去行仁。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十分罕见，偌大的一个天下，大概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特别是后一段话，孔子反复感叹自己从未见过“好仁者”。既然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做到大仁、安仁，而且自己还从未见过，那么提倡大仁，对于不好仁的芸芸众生来说，岂不是徒劳吗？既然是徒劳，那就没有必要去提倡。对待芸芸众生，就只能为他们宣讲层次低一些的、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道德了。所以孔子又提出“报”的原则：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讎，无德不报。’《大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25]
孔子认为，既然绝大多数人无法安仁，就只能提醒他们有关“报”的问题：人们做了好事，则报以赏赐，于是人们就愿意去做好事；做了坏事，则报以刑罚，于是人们就会克制自己不去为非作歹。基于这一原因，孔孟就开始大力提倡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了：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语）[26]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孔子语）[27]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孔子语）[28]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语）[29]
孔子告诉人们，如果做到了“仁”，就能够赢得天下的“归”；如果不去行仁，就无法获得好的名声。特别是第三条，公开表明施行仁义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天下之利”。孟子提倡“仁”，目的是能于天下称“王”。换句话说，儒家对大众宣扬的“仁”，已经成为一种换取利益的条件，是一种带有商业性质的交换行为。儒家如此劝人行仁，客观上的确能够为社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安宁祥和，而且对待自私的统治者也只能用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推行仁政，但从道德、从理论的角度讲，你能够说如此推行仁义的理论是一种高尚的理论吗？你能够说统治者推行仁政是一种无私的仁慈行为吗？基于此，有人甚至认为孟子提倡仁义，不过是在“以《诗》、《礼》发冢”而已：
郑叔友著《崇正论》，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者也。”[30]
说孟子为发冢之人，似在亵渎圣人，然而仔细寻绎，此说也并非没有道理：孟子就是在劝诱诸侯利用仁义去换取整个天下。
孔子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利仁”，而且还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行为之中：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31]
子贡出钱赎人而不求回报，做到了大仁、安仁，却受到孔子的批评；子路救人接受了酬劳，属于利仁，却得到孔子的表扬。为什么？《了凡四训》解释说：“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孔子之所以赞成子路、批评子贡，是因为“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天下人都做不到大仁，那么如果用大仁去引导百姓，就只能使人们既做不到大仁，同时也放弃了利仁。
儒家面对芸芸众生，提倡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试图把社会稳定在一个安定的状态，应该说，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提倡、鼓励“利仁”，的确会带来类似于“发冢”一类的弊端：
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32]
演门人出于真孝，为父母的死伤心不已而导致瘦弱不堪，因此得到宋君的赏识重用；而他的乡亲们为了获取宋君的赏识，也效法演门人，以至于“毁而死者半”。到了后来，这种“利仁”的行为愈演愈烈：
西门疆尹河西，以赏劝民。道有遗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谢之，不受。疆曰：“是义民也。”赏之千。其人喜，他日谓所知曰：“汝遗金，我拾之以还。”所知者从之，以告疆曰：“小人遗金一两，某拾而还之。”疆曰：“义民也。”赏之二两。其人益喜，曰：“我贪，每得利而失名，今也名利两得，何惮而不为？”[33]
因为行仁能够“名利两得”，可以获取丰厚的回报，于是“利仁”的行为就由个人行为慢慢发展为集团行为，由个别现象发展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里，把推行仁义作为交换手段，几乎是所有当权者推行仁义的目的所在。于是，仁义就成了政治家玩弄阴谋的工具。当权者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了对仁义的解释权，随心所欲地利用假仁假义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庄子·胠箧》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34]庄子多次愤愤不平地指出：“诸侯之门，仁义存焉。”[35]“诸侯之门，义士存焉。”[36]谁有权，谁就是仁义的代表，谁就可以把仁义作为自己的护身符，仁义成为极端虚伪的东西。
晋代李充对于这一点看得就很清楚，他说：“《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37]正是因为看到了儒家提倡仁义的弊端，道家便竭力反对提倡仁义，而反对提倡仁义，就是为了褫夺当权者手中欺骗百姓的工具。道家就是用这种反对提倡仁义的办法去维护真正的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