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话语传播新范式》成果简介
西北工业大学杨冰郁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话语传播新范式》（立项号：12XKS004），最终成果为专著。课题组成员有：陈答才、焦金波、刘咏芳。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传播面临着如何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成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日常话语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话语传播的起因、途径、方法和结果带有原型意味，可以为当代政治传播走出困境提供鲜活的历史经验，对提高当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信度、提升执政党的话语解释力和领导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现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完成社会革命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传统政治话语传播的“教化”范式逐渐式微，新的政治话语传播范式正在成长，人民大众作为政治主体的作用日益凸显，政治话语本土化趋势逐渐明朗。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念，我们称之为“红色话语”。红色话语传播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理论落地生根，从书本话语转化为农村大娘也能听得懂、说得出的日常话语，从指向未来的宏伟蓝图落地为基层干部的政策解读与执行。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话语传播是高原星火的“藤蔓式”传播，从传播者来看，是从教师、学生到庄稼汉的唤醒过程；从空间上来看，是从城市到县城、从县城到乡村逐级下沉的过程；从传播方式来看，是从大街宣传鼓动到家门口的言传身教过程。
三、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红色话语传播范式逐渐走向成熟。
（一）该时期政治话语传播最大的特点在于传播者的基层化。具体而言，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劳动光荣”新观念的解读与宣传，改变了传统社会观念中轻视农民、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观念，千千万万平凡的人所从事的“劳动”成为世间最伟大的业绩，“劳动英雄”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这些人充当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他们本身就是乡村中人，拥有乡村人际关系网络资源，他们熟悉自己乡邻的行为举止，懂得农民的心理，他们在日常走街串巷、闲谈说笑之间就能够把自己去乡、县、分区，甚至是边区政府开会时听到的新名词、见到的政治人物、坐过的主席台活灵活现地向乡党们转述，“转销”这些他们听来的二手消息。
（二）基层干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通向乡村社会的“神经末梢”。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图超越政权，实现农民纯粹道义、理性上的联合不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培养首先建立在基层政权基础之上，政府通过县级干部的巡视与下调，实现对基层干部自上而下的监管与充实；政府对基层干部进行文化、技能、纪律和信仰等方面的教育工作。成千上万经过训练、培养的基层干部成为党与边区政府的“治事之官”，他们并非孤胆英雄，而是集体的化身、国家的代表，他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成为村社安全的护卫者，村庄发展与公正的维系人，高层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封闭乡村的话语转换者。党的基层干部在解决乡村社会最真实的问题中，锻炼了能力，获得了农民的好感，并由此而获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威望，成为村庄新道德的示范者，也成为乡村社会舆论场善恶、好坏标准的评价标杆。
（三）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传播者中还有一个群体是由农民诗人、民间说书人、通讯员组成的农民文化人群体。与精英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长期的地方生活中，积累了大量民间的知识、言语、箴言和普遍常识，但他们受限于保守的制度、人际关系、习俗、眼界、知识、认知水平，在传统社会中，他们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说书、歌唱技艺都是不被重视的。在延安时期，这一群体获得了文化主体性，其中的佼佼者也成为文化产品的使用者和生产者。
（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陕甘宁边区的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边区的媒介具有丰沛的“人民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揭示农民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世界，展现平凡人生活的改善，关注农民的诉求、期望与价值；边区政府给农民以基本教育，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进行创作，改造农民的文化小传统。在文化层面上重建农民的尊严，盲人说书不再受到歧视，演艺人员不再是倡优，不再被贱视为戏子，而是“人民艺术家”，前所未有的尊重激发了民间创作者的创造力，他们带着强烈的翻身解放感，歌唱新社会，歌唱党的政策，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恩情怀。(https://www.daowen.com)
四、在红色话语传播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类似于球队和球员之间“彼此认同，相互建构”的关系，这与原子化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我们称之为“尊重式平等”。
在国家层面上，尊重式平等的理念根植于近现代民族国家复兴的雄心壮志中。百年中国，百年屈辱，落后挨打，国际地位非常低。红色话语传播在民族复兴中要求还中国国家尊严，把尊重还给这个国家和国家的人民。为了民族国家获得与其他民族相同的平等地位，不惜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自我牺牲精神，驱逐外来入侵者，换取民族国家的尊严。
在社会民生层面上，尊重式平等的理念确信人获得尊重的前提经济的独立和自由。最普通的人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是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入侵，农村社会破产，农民衣不蔽体，失去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在边区，这些被现代化甩开的穷人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种地种菜，试验种美国洋芋、狼尾谷、马齿玉米，改良农作法。采用农业新技术，用水车浇地、修水漫地，他们组织变工队、扎工队，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穷人通过革命得以在经济上“翻身”，在经济结构中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可贵的是，边区致力于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以损害公正为前提，反而以尊重中国农村社会千百年来认同的损有余、补不足，体恤孤寡的“公平观”为基础。不仅如此，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一直重视人的教育，多数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知识结构上获得了尊重式平等的前提。
在个人层面上，尊重式平等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称呼“同志”，不同地位和不同阶层的人之间，领袖和马夫、伙夫之间都以“同志”相称。来华记者爱泼斯坦看到陕甘宁边区南部警卫部队司令员王震时，惊叹于这位将军的穿着打扮与普通士兵一样。在边区，军队为老乡“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是军队对老百姓的尊重式平等。老百姓则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投桃报李，对军队和边区政府充满了感情。“保卫咱们的边区”，热爱自己的军队，成为边区人民群众的集体行为。
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形成了“参与型民主”模式。这一中国式民主激活了民间社会“有事多商量”的古老民俗传统，给予群众主体性，鼓励大家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在商量着办（不是意愿强加，也不是交易或者威胁）的过程中，人们超越一己之私和狭隘眼界，在公共事务上面达成共识。参与型民主有利于打破政策的封闭状态，提高政策执行的效能和水平，它鼓励陕甘宁边区的人们积极参加大生产、成为劳动模范；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帮助民间说书人成为新秧歌、新说书人的创造者，在文化上广泛参与社会，体现农民的自主性。
参与型民主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在于传播中的“逆向思维模式”，即领导干部走到人民中，与人民打成一片，了解人民的情况，倾听人民的呼声，解决人民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下乡，参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与农民共同吃住、共同劳动，同甘共苦，体会他们的情感，感知他们的要求，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
在社会精神层面上，红色话语传播形成了乐观奋斗的精神。普通老百姓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他们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红色话语传播塑造了中国人精神面貌和价值标准，显示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现代风貌，成为当代红色文化正当性的来源。
总之，话语是表达性的，但促使话语生成的力量是现实的，生成的话语也会深刻改变现实的版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话语传播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实现了社会动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