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传统观研究》成果简介
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观研究》（立项号：13XZS025），最终成果为专著。课题组成员有：赵万峰、兰梁斌、梁严冰、安树彬、王有红。
“传统”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的思想、制度、行为方式等，核心是思想，即理论化的社会思维。而传统观则是对传统的主要内涵、精神实质及其意义等问题的系统认识。
20世纪中国曾经形成“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四大思潮，它们都有对传统独特的系统认识。
“三民主义”是20世纪中国重要思潮之一。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晚年孙中山为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国民党走上执政地位，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不断蜕变或退化。蒋介石将三民主义解释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实质是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国民党败退后，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蒋氏父子基本延续了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文化专制政策，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台湾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台湾本土政治力量的上升，国民党执政理念出现变化，三民主义政治文化逐渐转型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潮。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从道统论式的、概念式的、抽象的关系，转变为以社会改造为指针、为重点的具体的批判继承，并找到了继承与弘扬传统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联盟。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成熟阶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郭沫若、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列经典著作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将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研究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解决相结合，开辟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逐步向社会主义文化思潮转变。但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受到干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序幕，社会主义文化思潮打破了以往的沉闷与僵化、封闭与极“左”，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逐步走向文化自觉与理论创新。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开端，“国粹派”将这个思潮引向了深入。在东方文化主义阶段，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已经关注人类共同进步。发展到现代新儒家阶段，保守主义已经懂得从心性建设的中国式传统出发，致力于构建完整、理性并且适合中国以及世界社会文化发展之需的精神文化体系。在以国学热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发展阶段，出现了大陆新儒家，他们对现代新儒家以发展完善传统儒学心性学为根本指针的方向进行了改造，超越了以“内圣”为主的心性修养的路径，直接寻求以“外王”为目的的政治制度创新的文化发展进路。(https://www.daowen.com)
经过辛亥时期的酝酿和五四时期的发展，中国相继出现一批自由主义者。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严复主要宣传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胡适主要宣扬的是杜威等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而殷海光主要吸收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但他们都坚持自由、民主、理性等基本原则。晚清以降，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萌芽期对传统的质疑，以严复为代表；20世纪20 至40年代自由主义盛行期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以胡适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反思期对传统的回归，以殷海光为代表。殷海光之后，林毓生等对中西文化展开双向反思，力图实现传统文化与自由思想的融合，提出了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等问题。
四大思潮传统观的论战贯穿于20世纪的整个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后期就已开始。在批判传统这一点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无二致，但自由主义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方法。1919年7 月，胡适与李大钊有问题与主义之争，预示二者在对待中国传统、解决中国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根本方法、道路的差异。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传统相结合。1938 至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包括与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与观点渐行渐远。1954年前后，通过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传统观的差异得到更加清楚的显示：第一，自由主义者重视个体理想化、普遍化的自由权利。而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个体的自由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平等与政治上的自由，这些平等与自由都是有条件的，是历史的。第二，自由主义者将实现民主的现实力量局限在少数知识精英的政治改良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对土地所有制形态及其制度的反抗，贫苦大众对民主的要求和期待，才是传统中真正的民主性因素。第三，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主张用科学方法认识传统，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科学观主要是英美自然科学的试验方法，在传统文化的清理和考证方面虽然可以取得一定成就，但不可能形成对中国传统的系统分析和规律把握。研究传统不应该停留在现象表面，应该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这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第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最大克星是暴力，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现以经济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变革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不断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保守主义者最关注的传统心性学说。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心性学说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心性论是神秘的宗教宇宙观，心性的“自由”是以主观吞并客观，它最终是对自我的无穷反思和忏悔。传统的内在自由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有效改造，从而放弃了对自身的真正改造，不可能有精神生活真正意义的升华。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思想中的心性并不神秘。传统心性论并没有将客观外在的自然世界和社会存在看作心性的衍生物，不是说由心性生成了世界万事万物，而是说心性能使客观事物的意义在人类生活中呈现出来。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思想中的“心性”缺乏确切的内涵，很少看到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要求以及对客观世界做出切实的改造，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自由”可以开启现代民主的说法也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私有权观念的不发达，以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造就了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导致民主政治思想难以产生。尽管如此，文化保守主义者关于传统心性论的辩护还是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人”的自我意识与觉醒是“文化自觉”的根基。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辩也十分尖锐。在自由主义思想萌芽的19世纪末，主要表现为严复与洋务派的分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主要表现为胡适与梁漱溟、陶希圣等人的论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主要表现为殷海光与徐复观等人的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有民主观念。儒家虽然没有提出民主制度，但是却提出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西方民主是由外在的制度逼出来的，基础并不稳固，而儒家民主深入精神层面，强调德治和仁政，推己及人，只有接受儒家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真正稳固。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传统有现代民主观念。胡适曾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解决如何限制一个大一统帝国君主专制的问题，而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触几十年就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法：“赶掉皇帝，废除帝制”，这说明传统中民主的成分确实不多。第二，自由主义者认为，传统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是客观研究的对象，本身没有生命。而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是动态的，有不断成长和超越的生命。第三，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内在自由与现代民主自由完全可以融通。自由主义者强调传统的内在自由与现代的自由民主有差距，内在自由并不必然会通往外在自由。第四，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主张以改良的方式实现自由，但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政治改良，通过建立外在自由，真正实现内在自由，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偏向于文化改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它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活力，同时也彰显出中国文化精神的生命力。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只有这样，才能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中保持定力，继续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