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历时性质的三礼图文献研究史

礼因时、情而有异，三礼图亦是秉承这一特点而有异。秦礼之文散见于部分文献中，故秦代有无三礼图文献今不详。据《后汉书》《魏书》《隋志》等史料，三礼图文献汉代可见，其内容多据汉之前礼书之残文、汉代礼书。两汉时期，三礼图撰作以总图为主，亦有别图，然总体而言，三礼图文献数量不多。西汉初期，已有三礼图文献问世，马王堆汉墓出土《丧服图》可佐证。东汉，郑玄、阮谌三礼图之作影响力较大，二家三礼图作当据汉之前及汉代礼文、礼图而撰，成为梁正、张镒、聂崇义等撰作《三礼图》的样本依据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礼总图以梁正《三礼图》为主，别图以《丧服图》为多。《丧服图》文献的大量出现与这一时期“礼玄双修”的学风有关，同时亦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所体现的等级观念有关。加之统治阶级提倡孝道，重视《孝经》，这些因素决定了《丧服图》为这一时期礼图之作的重点。丧服图之作，既有士、大夫之类的丧服图作，亦有天子、诸侯的丧服图作，范围较为广泛；就内容而言，基本沿袭了《仪礼·丧服》和《仪礼·士丧礼》的内容，较少创见，与汉代撰《丧服图》内容基本一致。梁正《三礼图》已经亡佚，清人马国翰有其辑佚本一卷，对辑佚本内容的补正发现梁图是在因袭阮谌图的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

隋唐时期，三礼总图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张镒《三礼图》、杜佑《唐礼图》。夏侯伏朗《三礼图》，今亡佚，亦无辑佚本。张镒《三礼图》亦亡佚，《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张氏《三礼图》辑佚本一卷，结合辑佚本内容进行补正，我们以为张氏《三礼图》内容多依郑图或郑注，亦有自己创见。敦煌文献载有杜佑新制《唐礼图》，就其残卷看，主要是《丧服图》。然通过比勘，唐时所撰《丧服图》与前代所撰《丧服图》不同，区别在于唐代撰《丧服图》更加结合了本朝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味沿袭旧图。古礼在唐代已经有很深的隔膜，加之门阀制度的衰落，士阶级的构成有所改变，这一时期丧服图作较少。(https://www.daowen.com)

宋元明时期，三礼图文献总图较多，影响力较大。宋代出现了三礼图文献集成之作，即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是书结合六家礼图而撰，结合经注、经疏、前朝礼文等绘制新图。聂氏之作有功于保存旧图，力避旧图之亡，然其图作多凭想象撰图，没有借鉴出土实物，一直为时人和后儒诟病。别图之作以杨复《仪礼图》及《仪礼旁通图》为代表，专门就“三礼”中某一礼撰作，这是之前所没有的，亦是这一时期礼图别图的一个特色。宋代礼图之作兴盛，与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术和绘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元明以降，三礼图总图之作，如元吕景蒙《五礼古图》、明张鲲《四礼图》、刘绩《三礼图》，然以刘绩《三礼图》影响较大。

清代，三礼图之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继承前人礼图之作的基础上，对旧说、旧图之失加以详考，屡有创新之作，一改过去因袭之风，另撰新图。江永《乡党图考》、戴震《考工记图》、黄以周《礼书通故》等作无一不是如此。尽管有所创新，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结合相关出图资料进行考辨，以明得失。同时礼图辑佚之作在这一时期亦是大兴，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佚有郑、阮、梁、张四家礼图，王谟《汉魏遗书钞》辑佚有阮谌《三礼图》等，对辑佚本的补正研究已经在前面提及，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