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要观点

1.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协同，在静态层面表现为空间、时间和功能三个维度的协同；在动态层面则需要构建协同平台、实现协同效应、评测协同程度。当前政府对社会化媒体呈现出重管制、轻培育，多重复、少整合的局面，本研究基于社会化媒体和政治生态的关系困境，提出二者的协同发展研究，以“协同学”为理论支撑，探讨社会化媒体和政治生态的协同发展问题。

2.当前我国社会化媒体用户使用与政治生态发展的现状均呈现出整体发展平稳但个别因素波动、整体趋势较好但个别因素进步缓慢的普遍特征。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社会化媒体用户使用的困境在于：社会化媒体的用户普及度呈现两极分化趋势；用户对社会化媒体表现出过度使用与依赖；个别媒体的用户忠诚度极高，呈现出媒体垄断局面；用户对社会化媒体的参与主动性不强、程度不深。我国政治生态发展困境在于：从政治生态结构维度而言，整体发展水平一般，亟待提高；从政治生态功能维度而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指标差距较大；从政治生态协调维度而言，整体发展平稳，个别指数偏低。当前我国社会化媒体使用与政治生态关联发展的困境则在于：用户社会化媒体政治信息获取缺乏主动性，政治互动性不强，政治表达程度极低，政治事务参与程度一般。

3.用户社会化媒体使用对政治生态各维度具有较强影响，但影响面与影响强度存在差别。就影响的全面性而言：社会化媒体政治信息获取意愿和政治表达意愿对政治生态各维度均存在正向影响，影响面最大；社会化媒体政治讨论意愿则只对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协调程度存在正面影响，因而影响面最小。就影响强度而言：政治公开程度受到社会化媒体政治表达意愿影响的强度最大，其次为社会化媒体政治信息获取意愿；政治参与程度受到政治表达意愿影响的强度最大，其次为社会化媒体政治讨论意愿，影响强度最小的为社会化媒体政治信息获取意愿；政治修复程度同样受到社会化媒体政治表达意愿影响的强度最大，其次为社会化媒体政治信息获取意愿；政治协调程度则是受到社会化媒体政治讨论意愿影响的强度最大，其次为政治表达意愿，影响强度最小的是社会化媒体政治信息获取意愿。

4.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实践模式是在社会化媒体系统与政治生态系统之间构建起社会化媒体政治生态系统，通过该系统的动态平衡分别作用于实体政治系统与社会化媒体系统，最终实现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作用过程。本研究首先从政府视角出发，列举了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三种传统实践模式，即侍从型模式、管控型模式和博弈型模式，并在分析三者的关系与缺陷的基础上，以协同论为理论依据，以公共危机事件为例，提出了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协同实践模式，试图寻求实现社会化媒体与政府各自利益最大化，实现协同发展的关系探索。(https://www.daowen.com)

5.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程度的测评，可以以二者协同发展的典型产物——政务微博为代表，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政务微博的规模综合指数，结合政务微博传播影响力指数，应用线性回归拟合的方式，构造协同度计算函数来进行测算。本研究应用统计学原理，自行确立了一套客观评价政务微博规模指数的计算方法，该统计方法不依赖于研究人员的主观意志，完全通过所收集来的样本数据测算评价指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主观认识偏差所造成的评价指数计算误差。

6.社会化媒体舆论协同引导模式是解决当前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困境的优化机制。中国当前的社会化媒体舆论引导还是基于管理理念的二元管理实践模式，如要解决当前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困境，需要在引导机制上进一步创新。基于协同论的协同引导模式将引导执行主体和管理主体分割化并各自结构优化，力求发挥各自主体的系统自组织协同效应，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促进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多重效果。

7.为实现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良性互动，需要在宏观的路径选择上做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政府的新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合理调节政治生态，强化政治生态公众服务性效果；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化程度。在具体的对策层面做到：客观定位媒体角色，善待媒体；不断培养和提升政治主体的舆情应对能力；增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媒体要正确发声，恪守职业道德；完善网络空间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对社会化媒体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