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位极富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的大诗人。沈德潜给予其高度评价，称他“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1]。自晋末迄今，关于陶渊明的生平，如生卒年、名字、家世，从史传的记载，到今人的研究，一直存有争议，现根据相关成果，整理简况如下：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征士、五柳先生。生活于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年。其祖上本是鄱阳人，西晋时迁至庐江浔阳（现江西九江市西南）。渊明故居柴桑栗里村，因火灾移居柴桑南村。如陶渊明《命子》诗所述，陶氏始出于唐尧，西汉初高祖功臣陶舍、汉景帝丞相陶青皆其远祖。曾祖陶侃是东晋初辅佐朝廷的重臣，曾经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名无考[2]。渊明生平事迹见于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李延寿《南史·隐逸传》以及唐太宗敕撰《晋书·隐逸传》等。
就陶渊明的为人而言，历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派认为他超脱世俗，纵情诗酒，是一位高逸放浪的隐者。如隋末王通称：“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3]汪藻称：“虽宇宙之大，终古之远，其间治乱兴废，是非得失，变幻万方，日陈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指陶渊明、谢灵运、王维）之真。”另一派则认为他虽然退居田园，内心并未遗忘世事，而是愤世嫉俗，一直关心现实。如顾炎武指出陶渊明“实有志天下者”。龚自珍《读陶诗》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这两派意见俨然对立，到现代还由此引发了鲁迅和朱光潜两位大学者的争论。朱光潜先生以陶渊明为“纯艺术”的代表，称他“如秋潭月影，彻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鲁迅先生则反驳道：“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了，凌迟了。”“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还指出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以上解说各有道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陶渊明的性情个性，同时也说明综合双方的观点来认识和评价陶渊明很有必要。追究造成分歧的根源，诚如缪钺先生所分析，由于魏晋以来老庄道家思想越来越兴盛，呈现出与儒家思想合流的趋势，直接影响到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士人新的人格和精神的生成，“吾国自魏晋以降，老庄思想大兴，其后与儒家思想混合，于是以积极入世之精神，而参以超旷出世之襟怀，为人生最高之境界。故居庙堂而有江湖之思，则异乎贪禄恋权之巧宦，处山林而怀用世之志，则异乎颓废疏懒之名士”[4]。
就陶渊明的诗歌而言，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无论是题材、风格，还是各种体式皆备受后世称道。除了《诗品》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还有不少论者推尊他为田园诗人的开山祖、平民文学的代表、清淡诗风之祖、江西诗派之祖等。其诗歌内容非常广泛，明代王圻将其取材方法与杜甫并提：“情之所蓄，无不可吐出；景之所触，无不可写入；晋惟渊明，唐惟少陵。”言下之意是，但凡其心中所想，眼中所见，均可以入诗。其诗歌风格亦十分丰富复杂，如宋人蔡絛称：“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清人沈德潜称：“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5]陶渊明的四言诗和五言诗皆有很高成就，受到充分肯定，刘克庄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停云》《荣木》等篇，殆突过建安矣。”其五言诗尤受好评，“五言诗以陶靖节为极诣，但后人轻易模仿不得，王、孟、韦、柳虽与陶为近，亦各具本色”。
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自宋代登上顶峰，此后一直居高不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但六朝时期的阮籍、谢灵运、谢朓、鲍照等诗人无法企及陶渊明的地位，蔡正孙称：“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即便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时期涌现的几位大诗人相比，陶渊明也毫不逊色。宋人真德秀将其诗歌上继《诗经》《楚辞》进行标榜：“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梁启超将他的成就上继屈原进行推尊：“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6]陆九渊将他的志趣与李白、杜甫并称：“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清人胡凤丹将他的诗歌成就与韩愈的散文成就相提并论：“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此外，还不乏将陶渊明与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大诗人相比者。世人对陶渊明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分水岭，即以唐宋为转折，前期偏重对其人品的评价，如刘勰《文心雕龙》对其诗和其人只字不提，钟嵘《诗品》也只将其诗列为中品。唐宋以后，世人对陶诗评价渐高。到苏轼时，甚至提出“李杜诸人”不如陶的说法，达到最高。综观陶渊明接受史，虽不乏贬低陶渊明者，但整体上为数极少。
总体而言，陶渊明留给后世无穷无尽的话题，引人思索和回味。其中让世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恐怕还是其诗中对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和热爱，以及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如果对陶渊明的了解仅限于这些方面，则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说是真正理解了陶渊明，因为陶渊明的文学世界和思想境界的内涵是如此丰富。以下特拈出四个方面的主题来分享我的一些体会。随着近年来阅读陶诗渐多，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陶诗，需要透过其表面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符号，如语言、意象等，去理解其诗歌的意境，理解其语言、意象所承载的深层次的思想，理解陶渊明对理想的执着，对亲人和朋友真挚的情感，细心体察自然万物所获得的真实的乐趣，以及由此透露出来的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死的超脱等。田园生活对于陶渊明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其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是其寄托精神、追求诗歌至美之境和人生自由至境的艺术载体。或许这就是陶渊明深受唐宋以来山水田园诗派青睐和倾慕，以及深受那些政治失意、遭遇坎坷的人们喜爱的原因。也因此，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生命力，并将在漫长的文学史上焕发出恒久的吸引力。
一、诗意人生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生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用这句话来形容陶渊明归隐后的田园生活，也许有点老套，但却是最合适不过的评价。一般认为，陶渊明从29岁至41岁之间曾经先后五次入仕，入仕之前和归隐前期，渡过了一段平静闲适的田园生活。凭借祖上的产业，不用为衣食发愁，有仆人打理生活，他寂寞时以诗酒为伴，或弹琴，或读书，一旦亲戚朋友或邻居造访，则同饮美酒，谈诗论文，性情超脱而又不与俗世隔绝，有入世之志而又不染尘埃，生命的价值在平凡中绽放，艺术的魅力在平淡中丰盈。
琴与书，是陶渊明田园生活中如影随形、最为亲密的伙伴。陶渊明在诗文中叙及自己从小就学琴读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7]《与子俨等疏》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弹琴读书既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郭主簿》称：“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也是他解忧为乐的常用方法，《归去来兮辞》称：“乐琴书以消忧。”《自祭文》说：“欣以素牍，和以七弦。”陶渊明所读之书，十分驳杂，既有圣贤撰著的典籍，如《饮酒》其十六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也有记载上古山川、史地、异物的神话传说，《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关于陶渊明弹琴，历来有争议。萧统《陶渊明传》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晋书·陶潜传》也称他“性不解音，而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不能因为相关文献只记其抚琴之状而未记其弹出琴声就认定他不会弹琴，陶渊明不弹而抚，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之境，即超越弦外的音乐妙境、弦外之音的心理共鸣，即追求“琴中趣”。可惜世人对此方面的探寻多浅尝辄止，未知其深意，未识其妙处，只有少数知音能懂得他的情趣，欧阳修和梅尧臣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陶渊明的琴趣和琴乐都有关注，认为陶渊明对于琴，不仅仅是爱好而已，其实质是一种对自我心灵追求的自信和自得，欧阳修称：“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君子笃自信，众人喜随时。其中苟有得，外物苟何为。”[8]梅尧臣也说：“有琴不安弦，与俗异所为。寂然得真趣，乃至无言期。”[9]
陶渊明的生活不离于酒，不离于诗，其诗中咏酒，其饮酒时吟诗。诗与酒也是其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和题材。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将“酒”写入诗中，同时大量叙写饮酒生活的诗人。和许多古代文人一样，他高兴时、收获时饮酒、写诗，既有独饮之乐，《和郭主簿》：“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更多的则是与邻居、朋友的同饮之乐，《移居》其一写他与邻居频繁往来，谈古论今，品赏美文，斟酌疑问：“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二则写他与邻居农闲饮酒，农忙劳动，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归园田居》其五写他邀请邻居作客，杀鸡备酒，欢饮达旦：“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他孤独、愁闷时也饮酒、写诗，《饮酒》诗的序言称：“余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九日闲居》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陶渊明有关咏酒、饮酒的诗，不乏及时行乐的思想：“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10]但更多者则蕴含深意，寄托其高旷、闲远之情和坚贞、忠义之思，表现其兴会独绝、神游象外的写作特征，宋人晁补之称：“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11]清人陶必诠称《饮酒》诗：“此二十首，当是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12]
陶渊明的生活与自然、美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崇尚自由，热爱自然，热爱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3]，“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14]。《游斜川》描写他与邻居同游，所到之处，春和景明，生机勃发，可以俯视清流，可以远眺青山，天地自然与人之活动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邱。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在他笔下，住所附近环境优美，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更有柔柔的风，细细的雨，《和郭主簿》称：“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经过他的描写，平凡普通的田园风光、山村景象变得是那么和谐、宁静，如《时运》：“山涤余霭，宇暧微霄。”《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也善于描写羁旅途中的景象，天高云淡，空明澄澈，《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欣赏和理解陶渊明诗中的景物描写，需要注意的是其写作与谢灵运的摹山范水有很大不同，后者的写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多单纯的刻画或写实，景与情往往可以脱离，而陶诗之景与情则紧密结合，往往寄予着诗人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如其诗中关于田园风景的描写，目的侧重于表现田园生活的美好，表现他安于田园的思想；而赴任途中对于夜景的描写，则一方面反衬求仕的艰辛，孤行之愁苦，表现他决定辞官归隐的心情，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夜景清虚寂静、夜空寥阔、超逸放旷的特色，表现他希望养真保善、超脱世俗的性情。正如其《饮酒》诗所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阅读陶诗的景物描写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少不了需要下一番品味功夫。
陶渊明的诗意人生，除了享有上述琴书、诗酒、自然美景等各种乐趣，还包括田间劳动的适意、朋友之间的往来、兄弟姐妹之间的同胞之情和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等，所涉尚多，不能一一叙及，而无论哪一种生活，虽然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但就其内涵而言都集中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不忧不惧、进退自如的人格魅力等，这些对于研究陶渊明来说都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正如南宋王十朋《观渊明画像》诗形容他：“萧洒风姿太绝尘，寓形宇内任天真。弦歌只用八十日，便作田园归去人。”
若要论及陶渊明诗意人生最为人向往和津津乐道的特征，我将其归纳为“闲适自得”。陶渊明的闲适久为人知，欧阳修称：“吾见陶靖节，爱酒又爱闲。”[15]陶渊明的闲适，在诗歌中有两种表现：或直接以“闲”字入诗，全方位表现景之“闲”、物之“闲”、人之“闲”、境界之“闲”等，反映其各种闲情、闲趣、闲意、闲态。如称自己的隐居生活，“余闲居”（《九日闲居》）；写自己饮酒，“闲饮东窗”（《停云》其二）；写鸟儿闲憩，“敛翮闲止”（《停云》其四）；写闲暇时的吟咏，“闲咏以归”（《时运》其三）；或写山谷之“闲”，“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如此种种，诗中涌现了丰富多样的闲适对象，构成一个又一个意蕴深厚的闲适意境。
陶渊明间接表现闲适者更多，一般是不动声色地将闲适之情渗入诗中，表现出波澜不惊的淡淡喜悦，包含着一种以苦为乐的精神。陶渊明善于叙述、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普通的田园风光和村庄风物，生活中的艰难、困窘，经过他的艺术表现和真实叙写，瞬间变得静谧美好。《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诗中描写堂前屋后，绿树成荫，牛羊成群，鸡鸣狗叫，表现村居的人们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生活，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图，随着诗人叙述的推进，徐徐展开，这首诗既是对陶渊明现实生活的逼真写照，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他舒缓从容的性情，字里行间流溢出一股浓浓的闲情、闲态、闲意。如《时运》其四：“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描写日常所见、所感、所思、所住，反映他每天无论晨昏，庭前有花草可观，竹林荫蔽，室内有清琴可调，美酒可饮，表现出浓浓的闲适之意，而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将这种闲适之情与暮春之景、饮酒之乐融汇起来，最后升华为渴望回归黄尧时期古老社会的感叹，诗人高远的性情与清高的人格顿时毕现出来。
陶渊明的闲适，表现为其自足、自如、自娱、自适、自得的人生态度。与其他士人对于名利富贵等物质的汲汲追求相比，陶渊明更为重视精神上的满足和乐趣，除了爱好饮酒，食不求精，居不求广。他在诗中吐露自己对于生活的要求是，房子简陋一点没关系，只要有一张床，能放一床席足矣。重要的是，只要有邻居经常一起来谈心，一起欣赏与讨论美文就足够了，“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移居》其二叙述诗人农忙之余造访邻居，与他们一起登高、喝酒，尽情交谈、玩乐，无所约束，农忙与农闲两不误，领悟到真正的生活之道。“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隐居的生活本是孤独的，可是因陶渊明善于自处、自娱自乐，而怡然自得，惬意逍遥，沈约对陶渊明隐居生活的闲适风度形容最为传神，《宋书·隐逸传》言：“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陶渊明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受到魏晋时盛行的玄学思想影响，与正始名士如何晏论“无累”，王弼称“无物”，喜欢谈论有无、本末、自然和名教等主题有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吟咏和感叹最多的是“自然”，其笔下的“自然”既是生活的世界，即“自然界”的写照，也指其熟悉并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自然万物，同时还具有真实的内涵，指向一种本色自然、无所拘忌的行为方式。正因如此，陶渊明的许多诗歌仿佛一篇篇立身处世的宣言书，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希望一切行为遵从自己的性情和内心，不愿意屈从于外物、外力的诱惑或影响，不愿意委屈自己的内心等。其《归去来兮辞》就倾吐了这种愿望：他可以接受物质的贫乏，因为这不过使肌体上受些辛苦，但是如果让他心灵上受到束缚，却让他难以承受，陷入痛苦，“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苏轼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的异代知己，他不仅和陶、学陶，还对陶渊明的创作特色、艺术风格和文学成就给予了许多经典评论，陶渊明在人生上追求闲适生活、在创作上表现闲适境界也为他所关注，并在创作中借鉴。其《行香子·述怀》写自己的理想是归隐，希望做个闲人，“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其中对弹琴饮酒、仰观白云等隐逸生活的描写和企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份诗意、闲情，正与弹着无弦琴，以诗酒为乐，北窗闲卧，吟唱着“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陶渊明极为神似，表现出与陶渊明特有情致的高度契合。
二、归趣田园
陶渊明因为创作田园诗，用田园诗反映其田园生活和归隐主题而备受后人关注，产生很大影响。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归园田居》其一也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可以说，热爱田园、渴望归隐是陶渊明创作和思想的一种标志，成为其讴歌的最重要主题，他将归隐与田园紧密联系起来，后人在理解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将它们割裂开来。不过，其对于田园生活和归隐主题的表现不仅见于田园诗，还广泛见于咏怀诗、咏史诗、酬赠诗、山水诗等题材的诗中，这是研究陶渊明诗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6]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乡隐居，对田园充满深厚的感情。其诗多叙述堂前屋后，或者在东园、西庐、南山、北林等不同地方的各种活动。如介绍东园种植了茂盛的青松，“东园之树，枝条载荣”[17]，“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18]。叙述闲暇的时候独饮东窗，“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有酒有酒，闲饮东窗”[19]。春光明媚的时候游赏东郊，“袭我春服，薄言东郊”[20]。秋菊满园的时候东篱采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1]。叙述参加劳动，到南野开荒，“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22]。种豆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23]。介绍自己移居南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24]。定居南里，“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25]。南岭远眺，“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26]。此外，叙及返还西庐，“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27]。眺望西山寒云，“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28]。仰望西山日落，“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29]。西园闲望，“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30]。还提及南山旧宅，“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31]。叙南亩，“在昔闻南亩”[32]，提及西田，即西畴，前者见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题中，后者见于《归去来兮辞》：“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其诗中有些地名，或并非实指，只是为了凑成诗歌的对仗而写，如南窗与北林相对，“南窗萃时物，北林荣且丰”[33]。北牖与南畴相对，“新葵郁北牖，嘉穗养南畴”[34]。南圃与北园相对，“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35]。西阿与东岭相对，“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36]。
除了上述诗歌叙述日常生活的经历见闻，陶渊明还有不少诗叙写田园生活，就总体而言这些诗并没有涉及什么重大题材，大多是一些日常所见所闻所历，语言平实，看似平淡无奇，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描写眼中所见的田园风光，二是叙述自己的日常饮食起居和人际交往等各种生活，三是抒发田园生活的种种体验与感受。每一方面皆如话家常，娓娓道来，或叙述时节的变迁，行程的变化，生活见闻和感受，也叙述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尤其是这种热爱以一种恬淡、真挚、超脱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其诗显得异常闲静美好、韵味悠长，增加了品味的余地。
我们知道，文学是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的艺术，是文学家思想、情感的表现和寄托。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7]，正道出了陶渊明诗歌最吸引人之处，即在于其思想和性情，在于其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那份淳朴、纯真，以及反复吐露希望回到上古时代，希望建立那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强烈愿望。颜延之称其：“弱不好弄，长实素心。”陶渊明自己也在诗中写道：“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38]，“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39]。在陶渊明笔下，我们会看到田园生活不仅是其现实生活的写照，也寄托着他的理想和希望，具体表现在他对于羲农、唐虞农耕时代的种种追述中。在陶渊明的历史观中，上古时代自给自足、抱朴含真的社会特征，是当时军阀割据、动乱不已的社会所可望而不可即的，他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同时，他的热情真挚还表现在与乡邻、友人之间不同时期的往来中。《饮酒》其九记叙邻居清晨携酒相送，奉劝他不要违背世俗，要学会随波逐流，以摆脱困境，而他一方面表示感谢邻居的盛情相待和相劝，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不会向世俗低头和屈服，仍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从中表现出的纯真个性，赋予了其诗歌不一样的魅力，使其诗歌成为田园生活的实录，也成为他这份真情的最好见证。
陶渊明曾经因为出仕，短暂离开家乡，在此期间，他惦念家园、心系田园，写下不少希望回归田园，表达眷念田园之情的作品。“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40]这类诗或直接抒情，或间接抒情。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频繁运用“归鸟”“飞鸟”这样的意象，托物以寓意，刻画鸟儿急切地希望返巢，或鸟儿不愿意离巢，或鸟儿在外面飞翔了许久疲倦地返回巢中等形象，以寄托陶渊明不舍田园的情感，增强了诗歌想象的空间和隽永的意味。如《饮酒》其五云：“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七：“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咏贫士》：“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特别是其《归鸟》组诗，以比兴寄托的手法，通过写山林树木成荫，和风轻拂，鸟儿自由自在的生活，反映鸟儿离不开山林的原因，反复铺陈鸟儿不忍离别山林，表现鸟儿对山林的依恋之深，用归林之鸟对山林的眷念，来象征他对田园的眷恋，对官场的决绝。原诗如下：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弗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这四首诗，根据袁行霈先生解读，“其一写远飞思归，其二写归路所感，其三写喜归旧林，其四写归后所感。全用比体，多有寓意”[41]。其中，“和风弗洽，翻翮求心”，意谓未遇好风，即翻转回林，以遂己之初心，喻陶渊明出仕不遇，遂兴返归田园之心。“虽不怀游，见林情依”，谓本意不想出游，一见山林即依依不舍，喻陶渊明本不想出仕，每想起田园，便兴起归隐之心。“遇云颉颃，相鸣而归”，意谓遇到不顺，即相偕而归。“翼翼归鸟，驯林徘徊”，意谓鸟儿顺着林儿徘徊，不忍离去。“岂思天路，欣及旧栖”，写鸟儿本不想远行，远走天边，只要看到旧栖就很欣喜。“游不旷林，宿则森标”，写出游不远离山林，栖息则止于树木丛生之处。每一首看上去都围绕“归鸟”展开，处处写鸟，而实质上是处处自喻。“归鸟”对于山林的眷恋，俨然就是陶渊明自身眷念田园、归园田居的象征。归鸟、飞鸟意象也见于陶渊明的辞赋，如《归去来兮辞》亦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就是这样的典型写照。
除了内容、情感、意象上的特色，陶渊明还善于运用叙述、描写和抒情三种表达方式，或将三者相互结合，或单独运用其中一种，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现其田园生活，形成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分析其诗中的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种：或将描写田园风光、叙述日常生活、抒发隐逸志趣三者结合起来；或将描写田园风光和叙述田园生活结合；或将描写田园风光和抒发隐逸志趣结合；另外还有不少是单独描写田园风光，或单独叙写日常生活，或直接抒发隐逸之思。这些表达方式的错综变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增强了陶渊明对于田园生活的艺术表现力。
在陶渊明表现田园生活的诗中，首推将描写田园风光、表现日常生活和抒发隐逸之思三者结合起来的作品，不但结构、内容较为完整，艺术成就也最高，只是这一类作品在陶渊明诗集中数量并不多。如《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坐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从题目来看本是一首唱和诗，但从内容来看，则是对其田园生活的真实记录。先写田园之景“堂前林”“贮清阴”“凯风”“回飙”，再述日常生活，“游闲业”“弄书琴”“园蔬”“旧谷”“作美酒”“酒自斟”“弱子戏我侧”，最后用“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点明怀念古代贤人，表明他以贤人为标杆勉励自己的人生态度。诗中环境美好，生活闲适，人物的胸襟和境界淡泊、超脱、高远，景象清新，叙事真实，意味深长。元人刘履称赞说：“末言遥望白云，深怀古人之高迹，其意远矣。”[42]
又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从题材来看，本是一首咏怀诗，“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心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诗以说理入诗，“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表现他以圣贤为师，以道为追求；接下来叙写田园生活，“秉耒”，“劝农人”；接下来描写田园风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又写田园生活，“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最后抒发田园生活的感叹。全诗寓情于景，寓情于理，叙事、抒情、写景与说理相融合一，真实地表现了农时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农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状态，抒发了安心隐居之情。
又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如题是一首赠诗，而从内容来看则是一首咏怀诗，表现了田园生活并非全部美好，也有贫病饥寒的考验，但这一切困难都不能动摇诗人希望隐居的坚定之心。“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诗中先写孤独超脱的生活状态，“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再写岁暮的田园景象和生活环境，自然界到处洁白寂静，诗人缺衣少食，十分困窘，渲染一种凄冷的气息，“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最后写隐逸志趣，愿以先贤为榜样，守好固穷之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此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先写田园生活，“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接着写秋夜的田园风光，“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最后写隐逸之趣，“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先写抢抓农时，早出晚归的田园生活，“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接着写田园风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再写田园生活，“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最后写隐逸之趣，“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饮酒》其七先写秋天的田园风光，“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接着写田园生活，“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再写田园风光，“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最后写隐逸之情，“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这些诗作，以描写、叙述为基础，展现诗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所思所想，意境生动，抒情自然真挚。
陶渊明田园诗还擅长将叙述田园生活与描写田园风光相结合，增强叙事真实感的同时，体现自然环境的幽美宁静，表现诗人生活的恬淡和谐，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田园生活的惬意与满足之情。《归园田居》其五前两句写田园生活，道路坎坷，拄杖前行，“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接着写田园风光，“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最后，又写田园生活的快乐，“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其他如《读山海经》其一先写隐居之后，堂前屋后的家居环境，入夏时节，绿树成阴，鸟鸣声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接着写隐居之后的日常田园生活，读书、饮酒、摘果蔬，气候宜人，微风细雨，以一个“乐”字收尾，“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而写田园生活的这部分，中间夹杂着田园风光描写，微风细雨，气候宜人，“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蜡日》前两句写景，“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后两句叙写吟咏诗歌，饮酒为乐的田园生活，“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
陶渊明田园诗也有一部分擅长将叙述田园生活与抒发隐逸之情相结合，以叙写的田园生活为依托，使其抒发的隐逸之情更显真实自然。《归园田居》其三前六句写田园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最后两句抒发隐逸之情，“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开始总写田园生活的漫长和美好，“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最后，写隐逸的志趣和追求，“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情因事发，入情入理。
陶渊明直接描绘田园风光的诗歌，体现出静谧和谐的特色。如《归园田居》其一久已为人熟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中介绍家居环境与周围风光，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诗歌的语言虽然平实，但是亲切生动，观察的视角和表现的方法变化多端，运用工整的对仗句式，由远而近将平平常常的农村生活写得可视可听，有声有色，静中有动，生机盎然，超脱而富有烟火气息。也有的诗中对于田园生活只是进行片断性的描写，不过，由于把握和突出了写作对象闲静、平静的生活，不乏经典和佳句。如《时运》：“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己酉岁九月九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陶渊明叙写田园生活的诗作，大都语调明快，节奏轻快，叙事性强，感情比较真挚，表现的情感比较欢愉。如《归园田居》其二写诗人独居室内，偶尔步出家门，访问邻居，相互招呼，闲话农活，以及垦荒种地，“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答庞参军并序》写诗人生活闲适，以隐居为乐，以琴书为伴，时而弹琴，时而读书，白天耕种灌溉，晚上休息高卧，“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其他叙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如《饮酒》其五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前两句描写田园生活，后两句描写山林风光。前两句是陶渊明描写田园生活的佳句，一直受人称道，不但介绍了人物活动的地点与内容，而且具象化地展现了诗人采菊的悠闲姿态，以及无意间望见南山表现出淡淡的欣赏和赞叹，为其日常生活增添了回味和情趣。《与殷晋安别并序》表现对待朋友一见如故，友情深厚，“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停云》写倚窗凝望，独自饮酒，思念亲友，“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闲饮东窗。愿言怀人”。《时运》写暮春与亲友出游，“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又写居家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种植花草，穿行林泉，弹琴饮酒，“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答庞参军并序》写与友人饮酒赋诗，“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归园田居》其一写生活清静，不受世俗的干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答庞参军》写与朋友饮酒，谈论圣贤经典，“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移居》其一写一起吟诗作文，共同欣赏佳作，“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二写登高、饮酒、交游，“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陶渊明还多次在诗中吐露对于隐逸的追求、坚持，寄托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理想，表现出返璞归真的特色。如《劝农》其二追叙后稷、舜、禹、周四个时代，上至君主率先垂范，参加劳动，制定典章制度，确保农业生产按农时开展耕作，使老百姓丰衣足食，“哲人伊何？时为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劝农》其三追忆上古时期，农夫农妇，男耕女织，使原野上草木繁荣，充满生机。“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劝农》其四追忆冀缺、沮溺等隐士们农心时节，亲自躬耕，批评当时不勤农务，无所事事的人。“气节易过，和泽难久。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兹众庶，曳裾拱手。”《赠羊长史》表现黄帝虞舜对诗人思想的影响，以及圣贤对他的熏陶和感召，“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另外，还有一些诗以两到四句的形式抒发隐逸之思，如《和郭主簿》其二抒发思贤人之情，“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劝农》其一赞美上古时期民风淳朴，人们自给自足，朴实纯真，“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总体来看，陶渊明描写田园风光的作品表现出自然和谐、质朴清新的风格，叙写田园生活的作品以热情真挚、自然本真为特色，而抒发隐逸之思的作品则表现得比较平和朴实、高古淳真。除此之外，这类诗在诗人形象的塑造、诗歌的叙事特色和体式渊源、结构创新等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葛晓音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她从严羽《沧浪诗话》“辨体”所提出的“陶体”这一概念入手，分析陶渊明善于将深刻的思考和复杂的内容经过高度抽象以后化为集中的场景描写，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日常生活典型场景的提炼，突显出诗人的鲜明形象和人格特征。她还强调，陶渊明的五古自然浑成，直接源自汉诗，得汉诗之真传，多着眼于句法，只见全篇，不能句摘，继承了汉诗场景表现的单一性和连贯性的创作原理，无论结构怎样变化，内容多么丰富，意思多么曲折，都能始终以抒情逻辑贯穿句意，做到浑融连贯，承续无迹。[43]葛晓音先生对陶诗艺术表现手法和创作渊源的研究，一语中的，余深以为然。
三、虚静之美
关于诗歌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中西方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一种趋于一致的认识是诗歌起源于“静”。英国诗人艾略特称诗产生于“宁静”的氛围，是一种被动反应的结果，“诗是众多体验的集中表现……诗的集中表现不是有意识地引发或刻意追求。这些体验不是‘回忆出来的’，它们最终在一个‘宁静的’氛围中统一起来，只不过是对事件的一种被动的回应”[44]。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也谈到其创作与“沉静”有关：“诗起于沉静中所回味得来的情绪。”[45]就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理论领域来看，早在先秦时期已多方探讨“静”的人生境界及其对于创作的意义，重视创作者虚静之心性修养的养成。老子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46]庄子提倡“心斋”“坐忘”“独化”，讨论如何达到“静”的境界及其对创作者的影响。至陆机时，其《文赋》论创作者如何进入“静”的境界更为深入，“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47]，认为作家在创作之初迅速安静下来，进入情绪平静的状态，有利于激发创作者的想象和思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48]。到刘勰，重视“虚静”，将其视为艺术构思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文心雕龙·神思篇》着重提出“虚静”对构思的重要影响，“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49]。其所谓“虚”，侧重于指排除主体内心的杂念和欲求，从而达到内在空无，进入无我之境；而“静”则类似于陆机所说“收视反听”，指不受外界干扰，虚静凝神达到想象力高度自由的创作状态。
陶渊明的诗歌，研究者总结出多方面特色，艺术风格十分丰富复杂。陈绎曾充分肯定陶渊明的“忠义”“闲逸”思想和“真”“天然”风格，“（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至其功夫精密，天然无斧凿痕迹，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葛晓音拈出“平淡”“真淳”“真率”“天然”“朴素”“高逸”等语归纳，“所谓‘陶体’的基本特征，一般都是指陶诗平淡真淳的风格、天然朴素的语言以及真率高逸的诗人形象”[50]。其他相关论述还有很多，然皆强调陶渊明诗之“真”“淡”“自然”等风格和特色，此处将略而不论，着重来谈谈陶诗如何展现其静态美。
作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的生活环境和创作内容具有鲜明的田园特征：自由、简朴、清闲。其日常生活的活动范围多以田园和居室为主，加上他主观上有意识地与世俗应酬、交游保持一定的距离，“静”既是他遗世独立、超尘脱俗的现实生活写照，也成为他独坐自省、烛照自我的内在心灵写照，可以说，正是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所达到的高度契合，成就了陶渊明诗歌的静态之美。朱光潜先生不但肯定陶渊明这种静态美写作取得的艺术成就，还高度评价了这种写作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诗的极境在兼有平易和精炼之胜。陶潜的诗表面虽平易而骨子里却极精炼，所以最为上乘。”[51]
结合陶渊明诗作来看，其对于静态美的表现是全方位、多侧面的，具体可从他描写的静态的景物、事物、生活和有关体验反映出来，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以“静”字入诗进行描叙，二是运用与“静”相关的词语进行刻画，三是虽未直接用“静”，但是通过其具体描写可以看出是在写静景、静物、静境、静美等，具体分析如下：
陶渊明直接以“静”字入手的作品，重在营造清静、安静的生活环境，表现诗人静心居住、静思默想、静观自然和社会的生活状态，抒发对于“静态美”的喜爱之情。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停云》其一），叙写闲居在家饮酒，思念远方的亲人。
“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静言”，语出《诗经·国风·邶风》：“静言思之。”写出诗人静心体味人生的周期律，感叹人生短暂，心中产生的惆怅之情。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写诗人于静思默想之间，怀想田园的美好，心中生起辞别官场的愿望。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时运》其三），诗人叙写悠长的河流，悠闲的生活，表现对“闲静”生活的欣赏。
陶渊明也运用与“静”相关的字、词入诗，以表现诗人生活环境的安静、清静，生活的闲静，反映诗人对世间万物的细心体察和敏锐体验。
如用“幽”写静，“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表现隐居生活环境清幽，侧面反映诗人超脱世俗，很少与世俗之人交流。
用“闲”写静，“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表现水流细小，鱼儿在水里飞快地游来游去，山谷里一片寂静而鸥鸟纷飞的景象，让读者于静中体会动，别有一番妙趣。
用“寂”写静，“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其十五），表面上写的是寂无行迹的环境，实际上是诗人孤独寂寞的内心写照，表现了诗人与世俗之人的往来很少。
用“息”写静，“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表现日落之后四处一片寂静，独有归鸟返巢时鸣叫的声音。诗中描写的景象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用“无留响”写静，《己酉岁九月九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叙写时节已渐至深秋，风儿寒冷露凄凉。蔓生的草不再生长，园中草木凋零。秋气荡涤了尘埃，秋空变得清爽高远。秋蝉的哀鸣消失，雁儿在云端鸣叫。看到这样的景象，诗人不禁感叹：万物变化不断，人生怎会无忧劳？自古生命总有终结，想起这让人心焦。此诗受到清人钟秀的称赞：“纯是静字意境。”[52]为何钟氏会如此评价，如何理解呢？从全诗来看，虽然只有一个“无留响”直接写清静，殊不知其余的还有“靡靡”“凄凄”“不复荣”“空自凋”“澄余滓”“天界高”，亦皆从侧面写静，描写秋天万木枯萎，秋高气爽，荡涤了一切余物，也荡涤了人们杂乱的思绪。我想只有心灵寂静之后，诗人才能如此诗语自然流露而出，若非清静者，断然不能见得如此寂静之境界。这充分反映了陶渊明善于静察物理，否则，断不能写得如此清静也。
陶渊明还特别善于以“虚”来写静，表现内心的虚空，环境的虚静，这反映他受到玄学、老庄哲学的影响，由此形成超脱世俗、淡泊名利的心境，为平淡的诗风增添了脱俗的意味。如以下诗歌：
“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
其中，“虚”指虚静，虚室，既指诗人因不参与尘俗杂事而门庭清净，更指因为生活在清净的环境而内心达到空静，超脱杂念。《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53]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从上述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先父宅心仁厚，天性淡泊，爱好虚静，更兼托身自然，性情恬静。而诗人也受到其父这种性情的影响，喜爱僻静的乡村生活，门庭无世俗之人来往，终日保持屋室清静，生活虽然简陋，但是可以摒除尘念，过着自己喜爱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陶渊明描写“虚静”的例子还有很多。“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描写夜深人静，凉风拂起，天空明亮开阔，小河静静流淌，月光如水，到处笼罩在皎洁的天宇下。借表现夜景的清虚寂静，夜空的寥阔明朗，较好地突出了诗人心胸的高旷和境界的超逸。清人蒋薰评曰：“篇中澹然恬退，不露怼激，较之《楚骚》，有静躁之分。”[54]
此外，陶渊明还善于以“远”来写静。如《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中，“心远”并非地理空间上的遥远，而是指因超脱世俗而使内心处于清静虚空的境地。诗人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与世人比邻而居，也不会感受到尘世的喧嚣。清人王士禛非常欣赏陶渊明这首诗，肯定诗人“心不滞物”，于采菊之时，心中悠然，表现出山花人鸟，一派天真，人与我浑然一体，一片化机，妙不可言，“通章意在‘心远’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空洞无涯，故所见高远，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妄干。有时而当静境，静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心无异者，远故也。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不落言诠，其谁辨之”[55]。
陶渊明也有不少佳作，没有直接运用与“静”相关的字、词，而是通过对于人物、环境的描绘与叙写，表现诗人闲静、平静的心态、神态。如陶渊明《饮酒》其五第五、六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备受王国维称道，评其“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两句之所以备受称道，在于它巧妙地表现了诗人在庭园采摘菊花，偶然抬头，目光恰与南山相遇，人闲逸而景自在，山静穆而境高远，共同奏出一支轻盈的乐曲。诗中不单纯是景物描写，也自然而然地表现了诗人自在自足、无意志目的、无求于外物的存在状态，一切显得平静、充实、完美。不仅包含诗人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也深化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反映出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更是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因此，有人想将“悠然见南山”改为“悠然望南山”，苏轼以为不可，原因在于“望”是有意识的注视，缺乏“见”所表现的意无所属的“悠然”的情味。
同样的例子，还见于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乍一看，这是一首很平常的劳作诗。第一、二句，总写自己辛勤劳动而收获微薄，在南山下种豆，草儿长得很茂盛，豆苗却稀稀拉拉，既写实而又充满调侃。第三、四句，叙述自己每天早出晚归，努力劳动。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诗人开展的劳动远不止于除杂草，还有其他很多劳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晨兴”“带月”，表现诗人不仅在诗里写“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提出通过劳动谋生很重要的主张，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每天如同一个老农，亲自参加劳动实践。第五、六句，写劳动生活之辛苦。由于道路狭窄，人烟稀少，杂草丛生，诗人夜晚回家路上衣服常常被野草上的露水打湿。最后两句，写劳动生活的感受。吐露自己并不计较衣服被沾湿，不惧劳动的辛苦，只要能够自由自在地躬耕田园，能够过这种隐居生活，就已经足够。这首诗，写于诗人从彭泽归里的次年，表现诗人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的精神。通过“带月荷锄归”表现夜深人静之时返归，通过“道狭草木长”表现诗人返归之地的位置偏远，人烟稀少。虽然写的是平常之物，却寄寓着诗人的良苦用心，构建出寂静、闲远的意境，表现诗人摆脱仕途羁绊后身心的愉悦与乡间生活的恬静悠闲，表现诗人对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本诗不论在诗歌语言的锤炼上，还是在诗歌意境的构建上，都是陶渊明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难怪日本学者近藤元粹盛赞此诗：“五古中之精金美玉，陶公本色，于这样诗可见。”[56]
综而言之，用“静”来描述自然物象或自我心象的作品在陶渊明诗中比较常见，或隐或显地表现了其归隐田园后闲暇自得的生活和闲远超逸的胸襟。陶渊明这一片独特的充满静态美的文学世界的形成，反映其审美和思想对儒道两家美学思想的继承。
儒家孔子论仁者性情好静，《邶风·柏舟》：“静言思之。”[57]孔传：“静，安也。”《论语·雍也》载子曰：“知者动，仁者静。”[58]荀子论虚静对于知道、得道、求道、体道的重要性：“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59]又曰：“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将思道者之静，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60]至于道家的老子，则将“静”视为一种本体，与“道”“虚无”相近，皆为万物之源。根据老子的观点，万物虽然纷繁众多，但都将各自回归根本，这个回归的根本他称为“静”，“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61]在老子的哲学中，“道”为万物之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2]。现在这里，老子又说“静”也是万物之源，所以它与“道”相通。老子又论万物之始于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63]。老子既称“静”为万物之源，所以又与“无”义近，而“无”，有“虚空”“虚无”的意思，前面论陶诗已对“虚”和“虚静”进行探讨，不再赘述。后文“隐亦有道”将论及陶渊明是如何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将增进对此部分的了解。
如果说，陶渊明对田园风光的描写和对田园生活的叙述，表现了他对外在自然的细心、敏锐的观察，那么，他在诗歌中着意构建起来的宁静、闲静、幽静的艺术境界所表现的对生命、对人生、对自然的思考，则表现了他对自我的聆听和对内在的省察。正是透过对于田园生活的艺术表现和对于隐逸之趣的抒发、追求，陶渊明将对外在自然的观察和主观内在的体验紧密结合起来，表现出个性化的生命感悟和艺术化的审美体验，实现了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再现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达，为日常生活增添了浓郁的诗意，也展现了其田园诗的无穷魅力。正如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所述“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64]，陶渊明正是魏晋士人发现美、表现美、追求美的最杰出代表。
四、文道合一
“道”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术语。金岳霖先生说：“‘道’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65]关于“道”的内涵和外延，古往今来，相关论述很多。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先秦诸子早已多有探讨。章太炎先生称：“九流皆言道。道者，彼也；能道者，此也。”[66]不但揭出论道的普遍性，而且指出论道的实质，借彼言此。从先秦典籍的记载来看，“道”涉及的内容，既极广大，《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67]又极精微，《庄子·天道》篇说：“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68]可见，“道”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宇宙、自然、万物至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包含着“道”，体现着“道”。从道的类型来看，儒道两家皆认为“道”事关天、地、人三才，可分天道、地道和人道，同时，儒家从人道出发，认为“道”事关人的德行、修养，又可分圣人之道、贤人之道和君子之道，另外，儒家论述的“道”还有大学之道等。《老子》称：“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9]《易·恒彖》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70]《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71]从道的特征来看，道既至阴，又至阳，道尚中，道至德，《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72]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73]萧统曰：“含德之至，莫逾于道。”
诸家关于道的论述，观点纷纭，各有所指，难以穷尽，然就其论述的实质，则可以得出对于“道”的这些认识：一、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一种本源和本体，体现和反映万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它既是神秘的，又是平常的。它既是抽象的理，又是具体可感的物。道因理显，道以器成。韩非子《解老》从唯物的角度解释“道”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74]二、道又是一种学道、体道、悟道的认知过程，离不开人们的亲自参与、实际体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先秦以来的许多思想流派都有一个共识：既知“道”，又能行“道”，将知与行合一者，始为可贵。老子将知行合一者称为“上士”，“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75]。贾谊《新书·道术》将知行合一者称为圣人：“故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76]
以上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关于“道”的阐释，可以明确有关道的一些主要内涵和特征。下面，我们再通过梳理不同时期道的发展、文学与道的关系及其流衍来讨论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及其创作成就与贡献。先秦诸子不但论“道”的类型与特征，探求“道”的内涵以及如何行道，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也早有论述。孟子称君子勤奋学道，积累多了，道在文章会自然外现，无不晓畅，“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77]。庄子称《诗》《书》《礼》《乐》这些典籍阐释了古代的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78]。荀子说圣人通晓天下之道，天下之道尽汇于《诗》《书》《礼》《乐》这些典籍，也就是说《诗》《书》《礼》《乐》皆体现圣人之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79]。荀子的这番阐说，奠定了后来刘勰撰写《原道》《征圣》《宗经》，论述道、圣、文三位一体，“道沿圣以成文，圣因文以明道”的理论基础。
两汉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只有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有道，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原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80]。其中，孔子之术，即儒术。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以儒书为经典，以通经取仕，建立文官制度。桓谭以宓羲、老子、孔子和扬雄为例，称圣贤著作以天道为本，因事而连类，“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81]。到汉末，由于宦官专权，外戚争斗，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君权旁落，朝政崩溃，儒学权威削弱，老庄思想受到世人空前重视。士人们“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以研读和提倡《周易》《老子》《庄子》为特色的玄学思想兴起。受到玄风影响，人们提倡自然无为之道，亦高谈名教义理。玄学家出儒入道，崇尚清谈，儒道兼综成为东汉末年以来士人阶层较为普遍的现象。《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谓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82]。名士庾亮，一方面“性好老庄”，另一方面“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83]。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士人的精神和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既出世又入世、既积极又消极的特殊面貌。缪钺先生称：“吾国自魏晋以降，老庄思想大兴，其后与儒家思想混合，于是以积极入世之精神，而参以超旷出世之襟怀，为人生最高之境界。故居庙堂而有江湖之思，则异乎贪禄恋权之巧宦，处山林而怀用世之志，则异乎颓废疏懒之名士。”[84]余英时也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85]
到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玄学的影响虽然稍微衰落，但在当时仍然比较盛行。其时，经过以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为主要论题的大讨论，玄学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早期的代表何晏和王弼推崇“贵无”论，提倡“无为”，提出“名教即自然”，“名教出于自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合为一体，反映出玄学糅合儒道的思想特点。第二阶段的代表阮籍、嵇康认为名教与自然对立，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处于一尊地位的儒家圣贤提出质疑，对于打破经学对思想的束缚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向秀和郭象则趋向于寻求在自然与名教之中达到融合，他们宣传“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提出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既享有“庙堂”之上的尊荣，又有山林隐士的美名。在这种理论主导下，一些士人以“放达”闻名，放荡不羁，典型者如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魏晋士人如刘伶这般放任自己者还有不少，反映了玄学到后期出现了畸形的发展。
就陶渊明而言，窃以为，何王、嵇阮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其产生了影响，然因时代的关系，他受到向秀和郭象的思想影响更深，也就是说，趋向于寻求在自然与名教之中达到融合。关于这一点，学界似乎并未求得一致，从一些大家的观点来看，就已分歧不小，或主儒，或近道，还有认为受到佛学与玄学影响。主儒者，梁启超先生称：“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荡的举动。”[86]朱光潜先生评说陶渊明：“只求行吾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很有儒家精神。”[87]近道者，王瑶先生称：“渊明诗中所指的道，仍是道家的‘真’，‘自然’。”“渊明也是和阮嵇一样地向往着那音乐的‘自然’‘和’的境界的。”[88]主玄学者，汤用彤先生称陶渊明讲究自然兴会，其读书方法就是受到玄学影响的明证，“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会，欣然忘食”[89]。此外，罗宗强先生认为，陶渊明受儒学与佛学影响较深，“而陶渊明实践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依靠的不是玄学的理论力量，而是借助于儒学与佛学”[90]。此外，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提出的乃新自然说。
上述学者皆为研陶大家，他们对于陶渊明思想研究尚有争议，初学者想要解开这些死结，更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为。本文为了避免单一研究陶渊明属于某一种思想带来的局限性，力图从其诗中所反复提及的“道”入手，探析产生分歧的来源，尝试找到解决方法。根据统计，陶渊明在诗中直接提及“道”者多达二十余次，其余间接提及者则更多。经过分析，除少数可解释为“道德”“道路”“方法”“说”，比较容易理解，无须多论，其余或涉及宇宙万物的本源本体，或属儒家思想学说，或属道家思想学说等，以下仔细辨别，以增进对陶渊明思想的认识：
（1）“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
（2）“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其二）
（3）“孔耽道德，樊须是鄙。”（《劝农》其六）
（4）“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5）“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6）“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7）“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饮酒》其一）
（8）“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
（9）“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
（10）“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饮酒》其十七）
（11）“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咏贫士》其四）
（12）“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
（13）“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咏二疏》）
联系上述诗句所出现的语境，来解读这些“道”所包含的意思，可分如下几类：
（1）（2）（5）（8）（9）（11）（12）（13）这七句诗中的“道”，指向思想、主张、学说，一般认为特指儒家的思想、主张、学说。
(3)这一句诗中的道，可解释为“大道”，指形而上的本体、本源，与“德”相对。
(4)这一句诗中的道，指向“天道”，与地道、人道相对，意思近于天理，指与自然界新陈代谢类似的规律。
(6)(7)这两句诗中的“道”，指人道，意思近于人理，指人生一世经历的盛衰有时的规律。
(10)这句诗中的道，指向于规律，任道，指遵循道的规律，按照道的规律办事，一般认为此句体现了道家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治的思想。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诗虽未直接提及“道”，但是以其他概念或其他形式体现着“道”的存在，或反映“道”的内涵。如以“自然”的形式出现，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体。《形影神》序：“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辨之。”《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外，《归去来兮辞》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其道也以“化”的形式出现。化，意为大化、造化，自然。化之义与道相近，陶渊明多次提及。“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坐送客》）万化，指万物的变化，自然界的运动变迁。“化迁”，意思指向自然造化，反映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等变迁。化，大化。迁，变化。“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或以“天”的形式存在。“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忘天”，见于《庄子·天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91]。此处所说“忘乎天”，即忘掉自然，指超于物之上而接近自然的状态。按庄子之意，忘掉外物、忘掉自然即忘掉自己、忘掉自我，忘我并不是无我，真的忘掉自我，而是超越万物的限制和影响，达到与外物融合为一的境界。《老子》认为域中有四大，天道是其中之一，天道取法大道，大道源于自然，可见，“道”是介于天道与自然之间的神秘物或神秘力量，“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2]。故陶渊明称“忽忘天”实则指几于道、近乎自然的状态。诗中隐然有指仅“百情远”还不够畅快怡情，只有“忘天”才臻于至境也。
其诗之“风云”也隐寓道的存在。“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此中“风云”寓指自然，表现作者终日托身于自然，全然忘却怒和喜的人生态度。
或以“命”的形式出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其一）。命，在此并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生命，而是包含人之生命规律，即命运。这两句诗言下之意，由生到死是自然规律，生命并无长短之分，即将到来的死亡并不能说明生命短促。
还以“数”的形式出现，“在数竟不免，为山不及成”（《悲从弟仲德》）。此处之“数”，指向天数、气数，包涵了人之生命有自然定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同命运。
“道”在陶渊明诗中还多次以“真”“独”等形式存在和出现。“真”，有自然、本真纯真、朴素之意，指与世俗礼法相对的人之自然本性。见于《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陶渊明在诗中多次提及“任真”“守真”思想。“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任真”，即不束缚人之自然本性，任其自由发展。“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真意，指自然之思、自然之意。这种“真意”反映了一种自然规律，即飞鸟在黄昏的时候尚知回巢，那么，同理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当然也明白人生的规律，即早上出门，晚上回家，这才是自然的规律。此外，陶渊明还提及抱“独”守真，“自我抱兹独
俛四十年”（《连雨独饮》）。提及“冥会”，本指心领神会，用在此处强调对于入仕本着随顺自然的态度，相信不求而得之，自然而得之。“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对此，清人沈德潜评点陶诗曾称“胸有元气，自然流出，稍着痕迹便失之”[93]，斯为得之。
综合以上阐释，陶渊明的思想围绕天道和人道这两个重要核心，又以天命和人事为主题，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源、本体和人的生命意义、生死价值，体现了他随顺自然、抱道而居、任道守真的思想。其中，又主要融合了儒家和道家两家的思想、观点、主张，反映了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天命观、生死观。需进一步明确的是，从本体论而言，陶渊明认为天道幽远迷茫，神秘莫测，“天道幽且远”，其思想受儒家天道观影响较深，“天道远，人道迩”。同时，他也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天人合一”观，认为“天道”和“人道”皆有其自然规律，二者之间具有相通之处。就认识论而言，陶渊明钟情于对“人道”的探讨，又屡屡以圣人、贤人、君子之道为榜样和典范。他不仅“总角闻道”“游好六经”，很早就熟悉儒家六经等典籍的思想与学说，而且以儒家的思想与学说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并表达了以儒家之道为中心，建立理想的桃源世界的愿望。也因此，即便是归隐之后，仍然可以看到其有不少诗抒发理想没有实现或无法实现的自省和自勉，从而使其成为陶渊明诗歌特别是晚年诗歌的重要主题。如“总角闻道”，“匪道曷依”，“忧道不忧贫”，“道丧向千载”，“荣公言有道”，“非道故无忧”，“道胜无戚颜”，“久而道弥著”。将对于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的探讨与亲身的人生实践结合，并以之入诗，而独具特色，是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杰出贡献，也是他作为伟大诗人的重要标志。
总结陶渊明其人其诗，其特色在于以诗歌塑造鲜明的自我形象，言语音容有形可感，触及思想灵魂，而这个自我的呈现和形成实有赖于两条清晰的路径：一条以诗人的生活经历、活动交往为中心，追求隐逸、崇尚自由的主题贯串其中，构筑起一个具象的田园世界，体现陶渊明的理想、志趣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和追求，反映其外在、行为、言语的风流姿态和性情之真；另一条则以陶渊明闻道体道、悟道达道的历程为中心，道家的自然哲学和儒家的道德哲学甚至佛学的空无思想贯串其中，建构起一个抽象的精神世界，体现陶渊明内在的矛盾、纠葛，以及最后如何得到化解和解脱，反映其玄心洞见与思想之美。这两个文学世界，前者表现比较明显，而后者则比较隐晦，前者已广为世人熟知，后者却不容易发现，探讨较少，分歧较多。因此，全面理解陶渊明诗歌形成的这两个文学世界对于理解陶渊明的成就贡献、对于陶渊明的传承接受十分重要。
为什么陶渊明要构筑这样两个文学世界，它们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周易·系辞上》引孔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94]圣人认为文字无法表达心里所说的内容，言语也表达不尽心中的意念，于是借助卦象来表达复杂的意念，通过不同的卦象和附记的文辞来尽情地倾吐内心的情感。陶渊明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圣人、贤人、君子哲学勉励和要求自己，其田园诗的创作，就是“立象以尽意”的成果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陶渊明诗中的田园就是一种“象”，无论是田园景象还是田园生活，都是客观的、外在的，以具体可感的形象而存在；而陶渊明诗中的“道”就是一种意，是主观的、内在的，以抽象的思想而存在。我们知道，进行诗歌创作，无论篇幅长短，首先必须先立“意”，也就是先确定所需要抒发的情感。然后，再选择能够寄寓这个意的“象”，或者说选定能够抒发这种情感的景物。意通过象表现，情由景发；象承载意，景寄托着情；意与象、情与景两者之间相互引发、作用，才能打动读者。陶渊明诗中的“田园”与阐说的“道”之间正如同“意”与“象”的关系，它们相辅相成，相融合一，既感性，又不失理性，成就了陶渊明及其诗歌千古流传的接受史神话。读者阅读陶渊明，如果想要更好地解读其诗歌，也需要注意其诗之“意”与“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好能采用逆推的方式去解读其诗歌，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所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95]我们不但要仔细梳理其诗中之象，还要体会其象中之意，象外之意，由象及意，因景而会情，从而才能洞察其诗歌的奥秘，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在此，我想引用归有光说的一段话来揭示陶渊明诗歌的价值：“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谓之曰：其旨远，其辞文，曲而中，肆而隐，是虽累千万言，皆非所谓出乎形，而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也。故文非圣人之所能废也。”[96]意思是：文章是表现道的形式，把道体现出来就成为文章，言论完全与道符合，变化曲折而能击中要害，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千言万语也不嫌多。这样的能够反映真情实感的文章，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废弃。陶渊明诗歌就具有这样的魅力。他的思想和灵魂隐藏在他的田园和隐逸的背后，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发掘。如果我们能够穿越他的文学世界，追溯他的道的世界，则不但能找到他的灵魂，也能找到安顿我们自己灵魂的路径。这就是我阅读陶渊明的启示和收获。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书译注陶渊明诗集的情况。
陶渊明集，生前已有抄本传世。萧统时，广泛搜求，编录为八卷本《陶渊明集》。后来，阳休之在萧统八卷本的基础上，搜集他本，合为十卷本《陶潜集》。阳休之本后亡其序目，变为九卷本，经宋庠重刊定为十卷本《陶渊明集》。上述各本是目前所知最早刊本，均散佚不传。宋代出现研究陶渊明的第一个高潮，此时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评论陶渊明的诗话和笔记也有七十余种。清代出现陶渊明研究的又一个高潮，这时新出陶集三四十种，论及陶诗的著作更是达百余种之多。陶渊明集及注本现存多种，皆为南宋以后的刊本，比较有名者如南宋曾集诗文两册本、焦竑藏八卷本、汤汉注本、元初李公焕十卷本等。
在译注过程中，笔者主要以古本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今本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为依据，同时参考了不少陶集旧注，如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黄文焕撰《陶诗析义》、温汝能撰《陶诗汇评》等；对今注今校本，如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古直撰《陶渊明诗笺》、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王叔岷撰《陶渊明诗笺证稿》、李剑锋评《重定陶渊明诗笺》等也多有参考，恕未一一注明。总的来说，文本采用择善而从的原则，注译和评价力求接近原文，简洁明了，表现陶渊明诗歌的创作原貌和主要特色。由于笔者初次从事诗集译注工作，加上笔力尚浅，对陶渊明生平、思想和文学的探讨或有偏颇之处，注释和译评的疏漏与讹误也难以避免，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学界与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1]（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2]梁启超《陶渊明年谱》，《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4—35页。
[3]（隋）王通《立命篇》，《文中子中说》卷九，《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11页。以下引自本书各家言论不再重复出注。
[4]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4页。
[5]（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99—100页。
[6]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作品》，《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页。
[7]（晋）陶渊明著，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80页。以下引用此版本陶渊明诗，只标页码。
[8]（宋）欧阳修《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梅圣俞》，《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八，巴蜀书社2007年，第323页。
[9]（宋）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夜坐鼓琴有感二首》其一，《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30页。
[10]（晋）陶渊明《游斜川》，第91页。
[11]（宋）晁补之《题陶渊明诗后》，《鸡肋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12]（清）陶必诠《萸江诗话》，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第158页。
[13]（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第76页。
[14]（晋）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第191页。
[15]（宋）欧阳修著《偶书》，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69页。
[16]（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第76页。
[17]（晋）陶渊明《停云》，第1页。
[18]（晋）陶渊明《饮酒》其八，第254页。
[19]（晋）陶渊明《停云》，第1页。
[20]（晋）陶渊明《时运》，第8页。
[21]（晋）陶渊明《饮酒》其五，第247页。
[22]（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第76页。
[23]（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第85页。
[24]（晋）陶渊明《移居》其一，第130页。
[25]（晋）陶渊明《与殷晋安别并序》，第155页。
[26]（晋）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第187页。
[27]（晋）陶渊明《和刘柴桑》，第142页。
[28]（晋）陶渊明《岁末和张常侍》，第167页。
[29]（晋）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第187页。
[30]（晋）陶渊明《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第172页。
[31]（晋）陶渊明《杂诗》其七，第351页。
[32]（晋）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第200页。
[33]（晋）陶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第121页。
[34]（晋）陶渊明《酬刘柴桑》，第142页。
[35]（晋）陶渊明《咏贫士》其二，第366页。
[36]（晋）陶渊明《杂诗》其二，第342页。
[37]（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8]（晋）陶渊明《劝农》，第34页。
[39]（晋）陶渊明《饮酒》其二十，第282页。
[40]（晋）陶渊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第210页。
[4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57页。
[42]（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第94页。
[43]葛晓音《从五古结构看“陶体”的特征和成因》，载蒋寅、张伯伟编《中国诗学》第十五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97—105页。
[44]（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3—334页。
[45]（英）华兹华斯语，转引自朱光潜《诗的主观与客观》，收入《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2页。
[46]（春秋）老子著，饶尚宽译《老子》第十六章，中华书局2013年，第41页。
[47]（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48]（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36页。
[49]（南朝梁）刘勰撰，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神思》，第245页。
[50]葛晓音《从五古结构看“陶体”的特征和成因》，载蒋寅、张伯伟编《中国诗学》第十五辑，第97页。
[51]朱光潜《诗的隐与显》，收入《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7页。
[52]（清）钟秀编《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二《宁静》，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第145页。
[53]（战国）庄子著，（清）王先谦集解《庄子·人间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54]（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第123页。
[55]（清）王士禛《古学千金谱》，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第170页。
[56]（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第57页。
[57]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5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第89页。
[59]（战国）荀况著，张觉校注《荀子校注·解蔽》，岳麓书社2006年，第268页。
[60]（战国）荀况著，张觉校注《荀子校注·解蔽》，第269页。
[61]（春秋）老子《老子》第十六章，第40页。
[62]（春秋）老子《老子》第四十二章，第105页。
[63]（春秋）老子《老子》第四十章，第100页。
[64]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选自《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65]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页。
[66]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6页。
[67]龙儒民译注《大学·中庸》，线装书局2010年，第45页。
[68]（战国）庄周著，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天道》，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
[69]（春秋）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第63页。
[70]徐子宏《周易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
[71]龙儒民译注《大学·中庸》，第2页。
[72]徐子宏《周易全译》，第354页。
[73]沈德潜著，傅东华选注《古诗源》，选自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19页。
[74]（战国）韩非子著，任峻华注释《韩非子·解老》，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75]（春秋）老子《老子》第四十一章，第102页。
[76]（西汉）贾谊《贾谊集·道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8页。
[77]（战国）孟子著，杨伯峻译注《孟子·尽心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391页。
[78]（战国）庄周著，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天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8页。
[79]（战国）荀况著，张觉校注《荀子校注·儒效》，岳麓书社2006年，第73—74页。
[80]张烈《汉书注译》卷五六《董仲舒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2592页。
[81]（东汉）桓谭《新论·闵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页。
[82]（三国魏）王昶《诫子侄书》，刘枫《品读家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83]黄公渚选注《晋书·庾亮传》，选自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67页。
[84]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4页。
[8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见《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26页。
[86]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选自《陶渊明》，第7页。
[87]朱光潜《陶渊明的人格与风格》，选自《诗论》，中华书局2012年，第312页。
[88]王瑶《中古文人生活》，棠棣出版社1952年，第68—69页。
[89]汤用彤著，陈来主编《汤用彤选集·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
[90]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7页。
[91]（战国）庄周著，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天地》，第202页。
[92]（春秋）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第63页。
[93]（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202页。
[94]《周易全译·系辞上》，第369页。
[95]（魏）王弼著，（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义《周易注疏·周易略例·明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37页。
[96]（明）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震川先生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