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部译注，已有长篇前言，复作后记，足可见我对于陶渊明的喜爱之情。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一说这部著作的来由以及近年来阅读和研究陶渊明的一些体会。
在前人成果已非常多的情况下，继续研究陶渊明，对研究者的勇气和功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这却是本人近年来的心愿，也是一直在开展的工作。细细想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兴趣。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研究才得以坚持；有了坚持，才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陶渊明的兴趣，很重要的一点是本人的性情所至，冥冥之中受到陶渊明为人与写作中散发出来的恬淡、闲静的风格感召，使我对他许久以来就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也使他与王维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二是基于问题。从事学术研究，特别强调问题意识。如果完全因为兴趣，虽不能说盲目，却也很可能会因缺乏可持续挖掘的资源而后劲不足，影响发展。在陶渊明研究上，我找到了兴趣与问题的结合点。从陶渊明的研究史和接受史来看，影响其关注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从作品本身来看，与李白、杜甫、苏轼这些文学史上的其他大家相比，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体裁、题材类型的丰富性不足，作品反映社会生活与人生经历的深刻性不够，故而容易为初学者所忽视。陶渊明留存诗歌一百五十余首，辞赋散文类作品十余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中并不算少，但与杜甫一千四百余首诗、李白近千首诗以及苏轼二千七百余首诗相比，仅从诗歌的数量而言，差距就已经比较明显。同时，陶渊明诗歌主要反映田园生活，以自我的感受与经历为中心，对于国事、民生特别是影响当时社会发展的内容较少关注，诗歌表现情感的方式比较平和，既不具有杜甫的忧怀与沉痛，也不具有李白的神来之笔与气势磅礴，以及苏轼的超迈与旷达等鲜明的风格，这或许是造成其在文学史地位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历代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来看，初读者与熟悉者对其题材、主题、风格等方面的评价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的争议与分歧产生了很多新的话题，推动着研究不断前行，甚至在宋、清两代还出现了接受史的高峰。初读者多认为其题材过于平凡，主题过于平淡，风格过于平实，不够大气、沉郁或者激昂，而熟悉者则透过其平实、平凡、平淡的表象，发现极为深厚、丰富、复杂的内涵。比较典型的是苏轼称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指出陶诗质朴、平淡中寓华美、美丽，枯瘦、枯淡中蕴丰腴、丰满，并不是一眼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实质上是一种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诗歌形式。其他如白居易也以学陶著称，写作效陶诗颇多，仍难免感叹“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宋代《蔡宽夫诗话》甚至称“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曾说过：“凡是稍涉猎陶渊明作品的人们，对于陶渊明不致毫无了解，然而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陶渊明的形象，他的人格，他的思想，如同他的诗一样，最平淡，也最深厚。”[1]上述两种因素，由后者反观前者表明，以数量、题材来评判陶渊明，不过是初学者仅仅看到的表面现象，不足以反映陶渊明的创作实绩，其作品自具独特的内涵与价值，只有深入细致的解读才能发现陶渊明的魅力，才能客观评价他的影响。
面对同样的作品，人们对于陶渊明的评价出现了或平淡或深厚、或难或易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从此出发，探寻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据初步分析，除了与陶渊明作品本身的表达方式、写作内容密切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阅读者和评价者不同的审美态度、不同的思想修养以及不同的立场等影响。韩愈在《与于襄阳书》曾说：“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2]就指出一个士人能够在生前和身后受到广泛关注，除了自己的才华，离不开先达之士的提携与揄扬，也离不开后进之士的传承与标举，两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这反映出阅读者、阐释者对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的传播与接受产生的巨大作用，分析很有道理。从陶渊明的接受来看，他生前或许不够幸运，未遇到一个好的揄扬者，即使如颜延之这样一个好朋友，在《陶征士诔》中也仅以隐士目之，称扬他高尚的德行和任真的精神，而因为审美修养的差别，对其文学仅称“文取指达”，并未发现他在文学上过人的才华，使他在当时文名寂寞，产生的影响大抵不越于“浔阳三隐”。但陶渊明又是幸运的，在宋代遇到了苏轼这样一个知音。苏轼除了以创作大量和陶诗的形式推广他的诗歌，扩大了他的影响，还多次品评他的作品，将他与其他文坛大家相互比较，将陶渊明推上诗坛巅峰，为陶渊明在文学史上争得了牢不可破的地位。
陶渊明及其诗歌的魅力究竟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本质的内容，又是否是他为人熟知的对于田园诗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成就呢？庄子《秋水》中有这样一段话：“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3]细读陶诗，我们会发现，渊明诗中不只描写田园，叙写自己的田园生活，抒发对于田园生活的热爱，也喜欢谈理论道，议论说理，对于天人关系、物我关系多有阐说。直接谈“道”者多达二十余次，既可见儒家之道影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也反复提及老庄之道，“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饮酒》其十七）。不乏天道，“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也有人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饮酒》其一）。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对于田园的艺术表现只是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起点，借此托物寓意，反映他的生活经历，反映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展现随顺自然的人生态度，表明他不役于物，进退自如，不忧不惧，深谙天人之道，通达事理，明白应变，汲取了儒家与道家圣贤的智慧，形成了君子般的人格，恐怕才是更为深层次的目的。南宋罗大经称赞陶渊明《形影神·神释》末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称：“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矣。”[4]正是如此，作为魏晋名士的杰出代表，陶渊明少年饱读儒家经典，中年隐而入仕，仕而复隐，以及老年安于归隐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他学习儒道，从日常生活中体道，在贫病交加和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悟道、得道，达成个体与自然、社会、自我和解的过程，其中修炼的人生态度、获得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创作上和人格上展现出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反复探究。
对于这样一位大家，不仅要继续研究，而且要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一点自己独有的心得和体会来，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然而，等到走近陶渊明，走近他的文学世界，随着解读的深入，真正动起笔来，越来越感到要写好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陶渊明有关的话题说不尽，也写不完。他的生平和思想至今仍然存在争议与不确定性，同时，他的为人和他的文学，诚如苏轼所说，看似朴素简单，实则丰富深厚。他的题材、主题丰富，手法、风格多样，思想复杂，就像一座宝藏，等待我去发现、发掘。前人曾说过：人类对于事物的认知是复杂的，既取决于事物本身对于认识主体的相对性，也与认知的过程性和变异性有关。这个认识事物的规律表明，对于事物的清楚认知，需要一个漫长的穿透浮于表面的现象深入内在本质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解释者不断地积累理论与学识。研究陶渊明，无疑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潜心细读每一篇作品，通过作品体会陶渊明的人生历程，体会他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体会他对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求，对于研究陶渊明，既是必要的课题，也是最好的方式。随着我对陶渊明阅读和解读不断深入，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有了《陶渊明诗译注》这样一部作品，这无疑为今后研究陶渊明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对于陶渊明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以及由陶渊明而推广至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则仍有很大空间。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感谢长沙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对这部著作的出版资助，也衷心感谢凤凰出版社李相东老师和李霏老师在审稿和校对上的支持和帮助。人生虽然已逾不惑，学术之路长青，我将黾勉前行！
周静
记于庚子年己丑月己巳日
【注释】
[1]朱光潜《陶渊明》，收入《诗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2]（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3]（战国）庄子著，（清）王先谦集解，方勇整理《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4]（宋）罗大经著，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