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篇 证明
怎么证明，这是一家人？
2015年的清明节，徐秀花的大儿子徐吕崇、二儿子徐周盖、三儿子徐后升带着白菊花和水果，第一次来到红岩村，来到红岩公墓。
徐天宝！看到公墓上这个名字，三个大老爷们眼泪止不住地流。按照家乡风俗，三人在墓前跪下，拜了又拜，拍了照片传给徐秀花。
接着，三兄弟找到纪念馆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徐天宝的外孙！”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认真听了他们的描述，但仅凭一张照片，无法证明三人和徐天宝有关系。
工作人员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遇到过太多前来冒认的“亲戚”。
怎么证明？三兄弟傻眼了。馆藏史料中并没有徐天宝个人详细档案和照片，只有叶剑英、童小鹏、薛子正、刘澄清四人的个人档案和一些图书中对他有零星记载，而他们家中的信件都已烧掉，除了两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从重庆回到浙江，三兄弟心情很复杂，以为可以给翘首以盼的母亲徐秀花带来好消息，但寻亲之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徐秀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证明这就是爸爸呢？之前所有通信的信件都被烧掉了，认识父亲的人也都已过世。
2017年5月的一天，徐秀花偶然翻到一封信。那是20世纪80年代，母亲王小女向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查询徐天宝下落，对方回复“查找无果”的信函。徐秀花委托三个儿子给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吴绍阶写信，说明了寻亲情况，并附上了这封信。
2017年10月至11月，文物征管部蒲勤和研究部刘英先后赴湖南省档案馆、衡阳市南岳区文物局、浙江省临海市民政局以及徐秀花出生地上盘镇沙基村等多地采访、查证。
“后来找到的这封信非常重要。”蒲勤表示，这充分证明，这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徐天宝”，假冒的可能性非常小！
点滴还原徐天宝的生平
在寻访过程中，工作人员偏重对史料存在的疑点进行考证。
徐天宝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要从事后勤物资保管工作，因工作琐碎、保密等原因，史料极少。好在他参与过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人员决定从这里入手。
在档案“训练班名录”中，第二期中共人员有叶剑英等11人，其中就有徐天宝，当时的记录为“级职准尉庶务，31岁，籍贯浙江海临，原任职务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特务长。”这也是目前查阅到最详细的徐天宝个人档案。
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原红岩革命纪念馆（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造红岩公墓，墓碑上篆刻徐天宝生平是“浙江海临人，曾任第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及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物资保管员。生于一九零八年，一九四二年夏病逝。”档案记载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与红岩公墓上篆刻的生平完全吻合，可初步推断，墓碑生平应源于此份珍贵档案。
然而，当他们赴浙江调查时，却发现只有临海没有海临，为何原始档案上会出错呢？
据档案记载，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八路军教官等三十余人去南岳游干班工作，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里记载的第一期名单只有叶剑英、周恩来等七名中共人员，没有徐天宝。而在《衡山文史资料第2辑》中有这样的文字：1939年2月，叶剑英同李涛等五位教官和刘澄清、徐天宝（管伙食）、江竹筠（女）及警卫班一行，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到南岳游干班。
为何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徐天宝的名字呢？
84岁南岳抗战专家曾灜州（其父亲曾汉藩是游干班第一期学员）解答了这个疑问：第一批名单中，国民党方面登记非常详尽，连伙夫、打字员全部一一记录在案。但中共方面，除周恩来以外，只登记了六位上校以上军衔的高级参谋，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
据考证，在人员资料中，李崇被登记为李伯崇，谢正平被登记为谢景平，徐天宝籍贯被写为海临，这些“误差”原来都是中共在抗战时期保护干部采取的有效措施。
而关于红岩迁墓的问题，据档案中童小鹏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在重庆先后有十多位同志和家属逝世，当时均安葬于小龙坎伏园寺饶国模划出的一块墓地里。1958年，周恩来派童小鹏回重庆，取出这些同志的遗骨火化，就近树碑集体深葬。后来因为地貌变化，该深葬处逐渐成为水田，所树石碑几乎被淹没，于是，1983年，市人民政府将其骨灰集体移往红岩村，建造红岩公墓安葬。
去年11月，经多方印证，确认红岩公路埋葬的徐天宝就是徐秀花寻找了75年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