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能源供给保障存在战略忧虑

来自市能源局、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煤炭学会和重庆市能源集团的多位煤炭行业专家认为，重庆在能源供给保障体系建设上的战略忧虑，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从资源与产能上看，重庆本地能源资源储量与产能，总体上不足以支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庆能源资源禀赋不足，无油少气富煤，可再生能源资源短缺。全市常规能源总储量约35亿吨标准煤，煤炭、电力和天然气分别占51%、42%和7%。重庆能源需求不能不长期依靠煤炭和电力，未来受全国资源条件、能源市场和输送条件的制约，也不能不继续坚持“以电力为中心、以煤炭为基础”的方针，形成以电为中心的能源消费模式。

在全市能源消费总量中占绝对比重的煤炭和电力，市内产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市外调入量越来越大。目前，电力跨省跨区净购入量已经升至全社会消费电量的25%。煤炭从2004年由净调出变为净调入，之后调入量持续上升，到现在已近70%。

据市经信委预测，2020年后重庆煤炭消费量将接近5000万吨，原市煤管局预测中远期重庆煤炭需求突破5000万吨的概率极高。重庆煤炭去产能后目前产能只有1900万吨（这里面还包括部分矿井地处自然保护区内，处于停产状态。），这意味着届时供给缺口需要从市外调入的煤炭量将达3000多万吨。

但市外调入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全国煤炭与电力市场供大于求，重庆中长期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却不会有改观。能源供给资源不足、煤炭供不应求成为重庆社会经济发展难以轻看的战略忧虑。

二是从能源供应保障看，能源供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专家分析，在全国能源供求形势缓和大背景下，大量调入能源似乎不成问题。但大量调入会使能源供给保障的可靠性越来越差，风险越来越大。风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调入量太大，远距离输送随时可能因遭遇意外而断供。从掌握情况看，目前入渝电力输送能力不足，中长期难以满足需求。煤炭作为大宗物资，公路运输污染太大、成本太高。煤炭“海进江”运入也受限制，三峡通过能力目前已超设计能力38%，未来大宗物资通过将更困难。铁路运输方面，虽然国家计划通过三年集中攻坚，使全国铁路货运量在三年后比2017年增加11亿吨，但这些增加量中汾渭平原铁路货运量只占25%，即2.75亿吨。而汾渭平原铁路增加的货运量，不只是给陕西，还有山西、河南和内蒙，为的是解决沿海和中南、西部的能源紧缺。给陕西的货运增量不只是往重庆运煤，还有更缺煤的中南“一江两湖”（江西、湖北、湖南）。这样剩下来给陕煤的货运增量可能不足4000万吨。考虑到铁路运输必保持来回平衡，避免车皮单边空转，于是再折半计算就只剩下2000万吨。2000万吨增量还要运矿石、钢铁、煤焦，再减去一半，往重庆的煤炭货运增量顶多也就1000万吨。加上原来的煤炭通过能力，运往重庆的煤炭最多也只有2000余万吨，缺口达1/3以上，明显不能满足3000多万吨的运量需求。

其次，远距离运煤和输电，通道难以始终保持通畅，断供（即“煤荒”“电荒”）的风险客观存在。随着煤与电购入量增大，风险也将相应增大。去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就提醒，资源条件相对较差的西南（包括重庆）和东北、中南三个地区，将长期存在区域性、时段性、品种性煤炭供应结构性紧张问题。即使未来铁路货运能力增加，在特殊时段、高峰季节，煤炭运输依然存在极高的忽然中断概率。应对可能的断供，储备煤炭是良策，但煤炭储备的成本很高。重庆能源集团煤炭运销部门粗算，煤炭落地成本每吨约70元，长期储备会导致质量严重下降。煤炭因此不宜过多、长期储备。储备有限，功能发挥就有限。这决定了我市能源外购面临的忧患。

再次是外购煤炭的运卸、分销高成本，以及煤源为少数外省煤炭销售公司独家垄断，必然带来能源高价格。这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不利于落实党和国家的扶贫战略。目前贫穷又能源短缺的渝东南黔江、酉阳、秀山等地区，煤炭价格比主城电厂用煤进价高一倍至两倍，居民和企业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