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空间：广袤而狭小
《农牧政治》第一章的标题是“独特的地理和人文背景”，其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全面描述西北地区农牧民“广袤而狭小的生存空间”，这部分内容精准地概括了西北农牧民生计空间的一个显著特点：广袤而狭小。书中除了引用许多具体而翔实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西北地区国土面积之“广袤”之外，还引用了一个真实而有趣的访谈事例，在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特快列车上，碰到了一位曾游历西欧不少国家的中国港澳地区的大学生，他不无自豪地向作者讲述了他游历西北的感受：“不到大西北，就不知中国有多大。仅仅从陕西的省会西安，到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光特快列车就要乘整整41 个半小时。要是在欧洲，40 多个小时，列车早就横穿半个欧洲了。而在中国，连个大西北也穿不过去呀。”[9]可以看出，在当时外地人的眼中，西北地区的面积堪比整个欧洲。
接着，《农牧政治》还提供了西北地区的人均国土面积的数据资料，西北地区的广袤，也相对体现在西北地区人均占有国土面积上。据1990 年7 月1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西北总人口为7952 万。倘以此计，西北人均占有国土面积为0.038 平方公里。换句话说，也就是每26 个多一点的人口就占有1 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这无论同我国其他五大区域相比，还是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其人均占有国土面积数，也是世界上最多的。[10]这种广袤的空间体验感，在西北地区真的是无可置疑的。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也认为：大地域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地”的问题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之一。[11]显而易见，唐晓峰教授所谓的中国人的“大地域感”，从中国国家版图形成的时空动力和文化板块——从“小中国”到“大中国”——来看，应有古今体验上的不同，因此，今天对“大中国”的空间体验应是以大西北为主要锚点的。
在西北地区，与空间广袤相对应的就是有效生存空间的狭小。“西北地区区域面积的广袤，并不等于西北地区有效生存空间的广阔。相反，如此广袤的地域里人类有效生存空间却十分狭小。”地域辽阔，但资源匹配较差；土地绝对数虽大，但可利用土地比例较低；裸地、沙漠、戈壁等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大，宜农、宜牧、宜林的土地所占面积小；在宜农土地中，水地很少，旱地却很多；川地、谷地、塬地较少，坡地、山地较多。这就是除了广袤之外的“狭小”。这样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地理文化特点，非常贴切地展示了西北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内在张力。书中还叙述道，西北不同地区土地资源条件差异也较大。在全国农业区划中，西北地区土地资源可划分为4 个区：黄土高原区、甘新区、青藏区、陕北及宁夏部分地区。其中，黄土高原区中，“除渭河平原是良好的农耕区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属海拔1000～1500 米的黄土高原，在长期流水侵蚀下，地面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塬、梁、峁和沟壑交错分布的地形，为我国主要水土流失区。”[12]
此外，西北地区总体上水资源也相对贫乏，气候条件恶劣，主要表现在降雨量少、蒸发量大、连续无雨期长、无霜期较短、风多力强等方面。[13]老百姓甚至这样形容西北地区的干旱：“山像和尚头，沟深没水流，三年两头旱，人畜饮水难。”[14]西北地区的草原也较为贫瘠。“产草量低造成了载畜量低，在许多地区，养一头羊竟需要20 亩草地，养一头牛就更多了。”“冬春牧草严重不足且质量较差，使西北草地年年陷入了牲畜饲养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15]在各呈异态的自然环境中，“西北地区是我国地形最复杂的地区之一。高原、沙漠、高寒山区、平原、河谷、大大小小的盆地，几乎汇集了绝大部分地貌类型。这些地貌类型既相互分割又相互交错。复杂的地理状况造成了复杂的生态环境。其中，每一种生态环境的相对独立，则为一定的文化在其中的繁衍创造了条件。”[1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所谓的“有效生存空间的狭小”，并不意味着在狭小空间之外的广袤空间就是无效生存空间。这一点，似乎也是作者没有言明的地方，抑或是受制于“农民情结”之故。从纯粹的“农民情结”来讲，确实看重那块“狭小而有效的生存空间”，但是从“农牧民情结”特别是从“游牧民情结”的视角看，狭小空间之外的广袤空间也是有效生存空间，甚至就是“原始丰饶”。事实上，裸地、沙漠、戈壁等空间早已被西北农牧民开辟成为一个“游牧空间”，并从而演化了西北农牧民尤其是游牧民的生存逻辑：单位时间内放牧或移动空间最大化。这就是说，如果把泛中原农耕区即内地农耕民的生存逻辑概括为“单位空间内耕作或劳动时间最大化”的话，那么，游牧民的生存逻辑就正如上述。至于西北地区较为典型的农牧民即半农半牧民，其生存逻辑应是兼学前二者：在绿洲学农耕民，在草原学游牧民。因此，从事半农半牧的“农牧民”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传承，需要特别关注。
换言之，正是因为西北农牧民的有效生存空间十分狭小，所以才激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人们走向广袤的隙地空间寻求生存资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游牧生计方式的发明。要理解“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不但要注意“牧”（pastoralism）的一面，还要特别注意“游”（nomadic）的一面，关键是要在“游动、迁移”这些经济生产活动的特征上作考察。游牧与一般的牲畜饲养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游牧是利用有限的草地植物资源维持生存的一种生产方式。农民和牧民的“收割工具”不同，牛羊既是牧民的“收割工具”，又是牧民的游牧“成果”即食物来源。农民的生计方式是：土地→种植谷物→收割谷物→获取食物（五谷）；牧人的生计方式是：草原、沙漠或戈壁→放牧牛羊→收割牧草→获取食物（肉奶制品等）。王明珂的研究发现，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段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如贸易与掠夺）的手段。因此，“游动”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社会道德与价值观。一个共通的基本原理是：资源丰则聚，资源寡则散。
当然，相较中原沃土及温润气候，西北地区的农牧民确实生活在贫瘠干旱的地方，但这不等于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就没有文化和制度文明上的创新，恰恰相反，由于生活在贫瘠干旱地区的人们，消费不起无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奢侈品，因此，制度和文化上创新的可能性反而更大。比如，从大历史中的农业文明视野看，亦农亦牧、农牧互补和良性循环，正是最为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是“反脆弱性”最强的生计方式之一。《农牧政治》中的“现代性”视角对此问题似乎有所遮蔽，当然，这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