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题的特定性：西北农牧民身份及其政治行为的综合性考量

人类自有政治组织以来就有政治行为的存在，但政治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历史并不长。在当代政治学领域，政治行为是指“与治理过程有关的人的思想和行为。^[12]它既包括可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投票、反抗、正常秘密会议、竞选），也包括人的内心反映（思想、知觉、判断、态度、信仰）”。实际上，“政治行为不仅包括一般的个人行为，而且包括组织、集团以及政府等的行为，不仅包括可以直接被经验地观察到的显性行为，而且还包括引起外在显性行为的内在隐性行为，即人的心理活动”。^[13]也有学者抽取政治行为的若干本质属性，从狭义层面理解政治行为。一是侧重从心理过程解释政治行为的形成机理，根据政治主体和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来界定政治行为，强调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能动性的集中表现，同时又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14]二是认为政治行为是人们关于政治生活的各种活动，主要指可见的政治行为，如竞选、抗议、罢工、战争等。^[15]三是认为政治行为既包括可观察到的人的行动（投票、反抗、游说、竞选），也包括人的内心反映（思想、知觉、判断、态度、信仰），是“与治理过程有关的人的思想和行动”。^[16]四是从政治行为特有的手段、目的入手，将政治行为界定为“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分配权威性价值的活动”^[17]。也就是说，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一些互动为社会分配权威性价值”^[18]。“理解政治行为不能离开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之间的联系。政治的人应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考察，这样才能理解一个人的政治行为。^[19]”

王宗礼教授认为，无论是个体政治行为还是群体政治行为，都是环境刺激的产物。在外部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作为主体的农牧民个体和群体，并不是一块心灵的“白板”，而是有特定人格特征的，因此，研究农牧民政治行为应从政治人格分析开始，然后依次分析农牧民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政治认同等隐性政治行为，再分析政治参与等外在显性政治行为。人们政治人格的定型，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以及政治认同状况的形成，政治参与方式的选择、程度的确定，都与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有关。^[20]从研究主题看，王宗礼教授的研究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说明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政治行为从总体上说是我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深层保障；二是通过西北地区农牧民政治行为的描述性分析，为预测、引导、调控农牧民政治行为服务。王宗礼教授强调，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政治行为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相吻合，必须实现向理性化的转变。总体上看，《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从分析西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背景入手，沟通内在与外在、个体与群体、理论与现实等诸方面。重点探讨了西北农牧民个体隐性政治行为、显性政治行为和它们形成的机理，以及群体政治行为及其差异性，进而提出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调控的目标是理性化。^[21]具体来说，要实现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就要转变基层政府组织的职能，强化以基层人大为核心的政权建设，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社会生活群众性自治制度的有机结合，形成社会决定政权（而非政权决定社会）的正确关系，使农牧民在与政权的接触中了解政治、认识政治，进而理性化地对待政治；使农牧民在政治生活中感知自己理性的力量，发现自己驾驭自己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将天命观、神权论、迷信和不合理的传统习惯逐出自己的政治行为领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