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王宗礼、刘建兰、贾应生三位学者所著《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以下简称《西北政治》）一书，^[2]是国内较早对西北基层政治与治理进行深度研究的经典著作。《西北政治》的一个显著特色即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尽管该书出版已历二十余载，但其中有关儒家思想和农牧民文化渊源的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西北政治》一书中的中华用典对儒家思想和农牧文化的契合点进行意涵阐发。

中国农牧文化最先发源于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尤其是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由于特殊的地理结构，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发展方式是以农业和牧业相结合的，最早的农牧民便诞生在这里，中华文明的源头仰韶文化也产生于此，这里还孕育出了影响至今的儒家文化。

黄土高原东南侧的土壤及气候条件极有利于原始农耕，这里有厚达200多米的肥厚黄沙土壤，土壤富含多种有机物质，黄沙土壤较为疏松，这为最低成本的人力垦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松软的黄土，可以用石器耕种，促成了从采摘野生植物到早期农耕的转变。”^[3]“黄土的堆积也很慢，在增加厚度时，野草能在一层一层的表土上生长。旧表土被覆盖的时候，旧有的草根也随之腐烂，这可以增加土壤的孔隙并由化学作用转变为肥料……因此，只要有充足的水分，黄土地的肥沃性不必施肥就可以保存。”^[4]“现在陕西及山西的许多小渠道虽然都是用铁制工具开挖的，但如果用骨、木或石器来开挖，也并不困难。”^[5]另外，这里恰好处于“15 英寸等降雨线”东南侧附近，风调雨顺，具有最低乃至无成本的雨水灌溉条件，极其适合耕作种植。

甘肃“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6]据史料记载，周先祖率族人出夏以后，向西北方向迁移，“奔戎狄之间”，最后便定居在了黄土高原东南侧的甘肃庆阳庆城一带，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农牧生活。

周族先人的生产模式是农牧兼营，他们是真正的“农牧民”。周人不仅利用这块肥沃的土地种植“五谷”，还驯养“六畜”。“取彼狐狸，为公子裘”^[7]描写的正是周人在冬季豳地的牧猎场景。他们通过牧猎活动捕猎动物，然后将一部分动物圈养驯化。驯养“六畜”不仅可以获得动物皮毛等资料，用于制衣满足穿衣保暖的需要；还可将其转化成极为珍贵的肉奶制品，在庄稼歉收时弥补口粮不足的短板；休耕时漫游在农田中的牲畜还可以啃食农田中的麦茬并留下粪便肥料，可谓一举多得，实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8]耕种与畜牧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在生产力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的环境中是一种极佳的避险机制，具有良好的反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原型小农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基本条件，这种稳定的生产结构让“农牧民”能够得以生存和延续。